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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對《資本論》方法的貢獻 ——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

2020-02-25 10:18:56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許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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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恩格斯對待《資本論》的態度是將其看做科學作品和歷史作品的統一,堅持由“科學品性”提升“歷史品格”——這就是對唯物主義路徑的著重闡發;恩格斯進而希望通過自己的扎實辛勤工作,全方位展示他和馬克思共同的理論思維——辯證法,用以“偉大邏輯”的建構。要之,恩格斯的工作和《資本論》方法關聯的線索有三:一是以《自然辯證法》研究和《資本論》商品章“工作呼應”,希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徹底肅清“蒲魯東主義”;二是堅持《資本論》的由“自然過程”向“歷史過程”進軍,對其總體方法論和理論邏輯主張——自然歷史過程——進行學理性闡發,又主要歸結于發生學的工作邏輯;三是恩格斯晚年的歷史唯物主義思考,以耄耋之年推動“《資本論》增補”工作,進行巨大的認識推進。換言之,從廣義的工作角度看,恩格斯是嘗試把《資本論》當作馬克思自身要完成而未能完成的“《辯證法》”(即唯物辯證法)的一個全面預演。經由恩格斯的唯物史觀化的“辯證法”努力,《資本論》逐漸成為指導科學思考和進行意識形態戰斗的武器,這為《資本論》“俄國化”和“中國化”打下了牢靠的基礎。

  關鍵詞: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辯證法;科學;自然過程;歷史過程

  一、《自然辯證法》和《資本論》商品章的“辯證法對接”

  馬克思一直承諾要寫出《辯證法》,但是列寧強調:“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這一問題。在《資本論》中,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于一門科學,這種唯物主義從黑格爾那里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并發展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1]145【注: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關于馬克思的辯證法道路,人們一直知之甚少,尤其對《資本論》的首章《商品》(以下稱為“《資本論》商品章”或簡稱“商品章”)不以為意,不了解“《商品》=《辯證法》”的工作規定。馬克思在《1873年7月22日致恩格斯》中直接引用了一些人對此的不理解——“李卜克內西先生對比斯康普說,‘從來沒有一本書使他這樣失望過’;而比斯康普自己也對我說,他不明白‘有什么用處’”,并極其明確地指出在《資本論》中:“(1)蒲魯東主義被連根鏟除了,(2)通過最簡單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闡明了資產階級生產的特殊社會的,而決不是絕對的性質。”[2]149【注: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觀照社會和歷史的方式決定著馬克思和蒲魯東主義者對現代市民社會的理解程度”,然則“馬克思敏銳地覺察到,蒲魯東主義的立論要點在于通過描述整個經濟社會生活所處的經濟矛盾體系,來闡明構成價值理論的合理性與實踐性,為實現全部社會產品的直接平等交換提供理論依據。只要推翻了構成價值理論和經濟矛盾的體系,蒲魯東主義關于工人運動與暴力革命無效性的論斷便不攻自破,其造成的不利影響也會隨之消除。”[3] 【注:楊洪源.馬克思與蒲魯東主義[N].光明日報,2016-05-11(014).】

  據此可知,“事實表明,《草稿》是馬克思在理論上戰勝蒲魯東主義的一部光輝文獻。在《草稿》中,馬克思在自己所創立的科學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上,深入地揭露和剖析了蒲魯東的貨幣理論、資本和利息理論以及生產過剩危機觀點的錯誤,深刻地批駁了蒲魯東的勞動貨幣論、無息信貸和交換銀行等社會改革綱領,因而從根本上推翻了蒲魯東主義。馬克思通過對資產階級經濟細胞即商品的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在對資本運動過程的分析中,揭示了資本和勞動的對立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矛盾的對抗性質,從而得出了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必然性的結論。”[4] 【注:汪水波.一部從理論上鏟除蒲魯東主義的光輝文獻——《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初探[J].社會科學戰線,1984(1):56-62.】

  關于蒲魯東的拙劣的辯證法,馬克思指出,“經濟學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動活潑的生活;蒲魯東先生的材料則是經濟學家的教條。但是,既然我們忽略了生產關系(范疇只是它在理論上的表現)的歷史運動,既然我們只想把這些范疇看做是觀念、不依賴現實關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們就只能到純粹理性的運動中去找尋這些思想的來歷了。”[5]599【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應當以歷史作為邏輯,而非以邏輯或觀念作為邏輯,于是蒲魯東“既然把任何一種事物都歸結為邏輯范疇,任何一個運動、任何一種生產行為都歸結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個結論,產品和生產、事物和運動的任何總和都可以歸結為應用的形而上學。”[5]600-601【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這種對黑格爾觀念論方法的直接套用的觀念辯證法,不過是用思維過程代替各個單獨的思想,進一步,蒲魯東和蒲魯東主義者則更加醉心于經濟范疇的重合和組合。但是,“把這個方法運用到政治經濟學的范疇上面,就會得出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正如從簡單范疇的辯證運動中產生出群一樣,從群的辯證運動中產生出系列,從系列的辯證運動中又產生出整個體系。”[5]601【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歸根結底,“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但是,“蒲魯東先生把事物顛倒了,他認為現實關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疇的化身。”[5]602【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最后,馬克思針對蒲魯東作為“純粹哲學家”的錯誤而著重指出:“誰用政治經濟學的范疇構筑某種意識形態體系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依次出現的單個社會。其實,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唯一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5]603-604【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在蒲魯東那里,客觀辯證法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從“現有觀念”和“辯證邏輯”出發的絕對運動。為了克服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觀及其理論束縛,馬克思的工作必須從扎牢理論地基做起。“經濟學家先生們一向都忽視了這樣一件極其簡單的事實:20嗎麻布=1件上衣這一形式,只是:20嗎麻布=2英鎊這一形式的未經發展的基礎,所以,最簡單的商品形式……包含著貨幣形式的全部秘密,因此,也將包含著萌芽狀態中的勞動產品的一切資產階級形式的全部秘密。在第一次的論述(《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只是當價值表現已經以發展的形式即作為貨幣表現出現時,我才對價值表現作應有的分析,從而避免了闡述中的困難。”也就是在這里,馬克思對恩格斯說:“你從我描述手工業師傅變成——由于單純的量變……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在正文中引證了黑格爾所發現的單純量變轉為質變的規律,并把它看做在歷史上和自然科學上都是同樣有效的規律。”[6]264【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然而這需要進行艱巨的工作。須知,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寫作乃是在馬克思直接支持下進行的。經典作家根據各自特長,彼此之間具有嚴格意義的研究分工,“當然,問題并不在于他們倆人之間有沒有分工,而是在于他們究竟是怎樣‘分工’的。”[7] 【注:周林東.解讀“自然辯證法”[J].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2001(1):174-202+379-382.】

  “恩格斯只有和馬克思分工合作才能勝任。從他們遺留下來的書籍摘要和筆記以及通信中,可以看出這兩位朋友在自然科學研究方面,是互相取長補短的。馬克思除了經濟學的巨著以外,主要研究數學和地質學,恩格斯則集中精力研究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特別是生物人類學……為了要深入鉆研物理學和化學,恩格斯一定要懂得數學。他在四十五歲時開始學習微積分。這項課程的老師是卡爾•馬克思。”最終,“只有在做了這樣范圍很廣的準備工作以后,恩格斯才著手履行自己規定的計劃:對于自然科學知識作一次徹底的分析,通過這個辦法來發現自然界中的客觀辯證法,從而證明在自然科學中必須自覺地應用唯物辯證法。”[8] 【注: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傳[M].易廷鎮,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5:39.】

  實際上在政治經濟學研究方面,恩格斯對于馬克思而言,始終既是“伯樂”又是“千里馬”,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是自覺為《資本論》準備的,是甘做它的“千里馬”。而就這一具體工作的貢獻而言,馬克思則是良好的“伯樂”。眾所周知,馬克思在其光輝的一生中始終重視自然科學研究,又可以說,他的畢生事業均是和自然科學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的頭腦是用多得令人難以相信的歷史及自然科學的事實以及哲學理論武裝起來的。”[9] 【注:保爾•拉法格.回憶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9.】

  因而很顯然,“馬克思的《資本論》是運用辯證法規律和辨證方法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典范。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把經濟學研究與哲學研究、自然科學研究結合了起來,把哲學方法、邏輯方法同數學方法結合了起來,開創了科學研究的新天地,為人類建立了不朽的功勛。”[10] 【注:張國祺,張越川.馬克思對自然辯證法的貢獻[J].社會科學研究,2004(1):45-50.】

  “綜觀馬克思的論述,可以認定:馬克思是同恩格斯一樣把矛盾規律、量變到質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看做自然辯證法的規律的。”于是,“從十九世紀的五十年代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在理論工作上有過這樣的分工:馬克思主要從事哲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資本論》的創作;恩格斯主要是研究軍事科學、自然科學和自然辯證法,因此,恩格斯就對自然辯證法貢獻較多:自然辯證法的體系的確立,也是由恩格斯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最終完成的。”[11] 【注:王桂榮.馬克思對自然辯證法的貢獻[J].錦州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3):8-11+80.】

  事實確實如此,于是,“當我們確實能沖破‘自然辯證法===恩格斯的著作’這一思維定勢的時候,當我們從更廣泛的含義上重新提問馬克思對‘自然辯證法’的態度問題的時候,我們將會發現他們倆人在認識上的實際一致性,即他們都認為‘自然科學的辯證法’就是所謂的‘自然辯證法’。”最終結論就是,“不僅是恩格斯,就連馬克思也同樣對黑格爾把辯證法‘推廣’到自然界的做法采取了認同的態度……(并且是)馬克思的一貫立場:自然界的辨證規律也可以在社會歷史領域獲得證明;而這一切在馬克思看來又都是建立在‘自然科學的辯證法’的基礎之上的。總之,科學認識的辯證法體現了自然界的辯證法。”[7] 【注:周林東.解讀“自然辯證法”[J].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2001(1):174-202+379-382.】

  這樣在某種意義上,《自然辯證法》確實是對“商品章”的一個辯證法補寫。畢竟,我們必須“承認自然辯證法是研究歷史辯證法的前提和基礎”,亦即,“自然辯證法與歷史辯證法并不像萊文說的那樣是根本對立的;相反,二者在實踐的基礎上實現了辯證統一。”[12] 【注:孫亞利.試論自然辯證法與歷史辯證法在實踐基礎上的辯證統一——兼評萊文對恩格斯及其自然辯證法的誤釋[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6(2):25-27+109-110.】

  因此,必須創造性理解這一論斷:恩格斯“力求把《自然辯證法》從自然界的客觀辯證發展一直寫到作為人類社會基礎的經濟的發展”,“但是,因為政治經濟學研究了理論計劃中的這個基礎,還因為卡爾•馬克思的經濟著作,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特別是《資本論》對……當時(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的發生、實質和進一步變化的前途給予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分析,于是恩格斯的構思就形成了更加具體的輪廓:就是要寫出某種類似《前資本論》的東西,也就是人類社會的某種史前史,并且要揭示自然界發展的客觀過程怎樣有規律地越出自然界本身的范圍而達到人類社會歷史領域的辯證法。”[13] 【注:勃•凱德洛夫.論恩格斯《自然辯證法》[M].殷登祥,等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80:35-36.】

  其實,這是科學史上的研究事項。“具體地說,馬克思結合政治經濟學與數學的研究,著重研究數學史與技術史;恩格斯則結合哲學與各門自然科學的研究,著重研究各門自然科學的專門史與綜合史。”[14] 【注:張國祺.馬克思恩格斯對科學史研究的貢獻[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2,28(12):99-105.】

  如借助自然科學,恩格斯發現,“會使老頭子黑格爾感到高興的另一個結果就是物理學中各種力的相互關系,或這樣一種規律:在一定條件下,機械運動,即機械力轉化為熱(比如經過摩擦),熱轉化為光,光轉化為化學親和力,化學親和力轉化為電(比如在伏打電堆中),電轉化為磁。這些轉化也能通過其他方式來回地進行……這難道不是關于反思規定如何互相轉化的一個絕妙的物質例證嗎?”[6]163-164【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基本結論是,“在下述這一點上我們大家都是一致的: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一科學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因而在自然科學中要從物質的各種實在的形式和運動形式出發;因此,在理論自然科學中也不能構想出種種聯系塞到事實中去,而是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系,而且這些聯系一經發現,就要盡可能從經驗上加以證明。”[15]440【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在這里,恩格斯如同馬克思一樣對自然科學采取了“唯物”(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和“唯實踐”(實踐第一性、理論第二性)的做法,而把自然過程看做向歷史過程進軍的一個基礎規定。這使得他能夠告訴馬克思:“關于你的書的文章的開頭部分……用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某些令人信服的例子來代替二月革命的那些缺乏說服力的例子是適當的。”[2]150-151【注: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然則“我們也不能因為恩格斯研究過‘自然科學的辯證法’,而把它與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等量齊觀。而且,這也并不表明恩格斯已放棄了他曾經跟馬克思共同提出的從與人的聯系中考察自然的基本立場。即使在對‘自然科學辯證法’的研究中,恩格斯也并不像近代自然科學家那樣孤立地考察自然界,他認為自然科學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使人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從而取得對自然界的勝利,但是他又頗有遠見地提醒我們‘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7] 【注:周林東.解讀“自然辯證法”[J].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2001(1):174-202+379-382.】

  恩格斯在客觀辯證法方面,用自己系統的自然科學研究捍衛和有力支撐了馬克思《資本論》業已做出的結論,因為“要記住,自然科學上反對黑格爾的論戰,在對黑格爾有大致正確理解的范圍內,僅僅針對以下兩點:唯心主義的出發點和不顧事實而任意編造體系。”而“去除這一切之后,剩下的就只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于是恩格斯用雄辯的理由證明:“馬克思的功績就在于,他和‘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模仿者們’相反,第一個把已經被遺忘的辯證方法、它和黑格爾辯證法的聯系以及差別重新提到人們面前,同時在《資本論》中把這個方法應用到一種經驗科學即政治經濟學的事實上去。他獲得了成功,以致德國現代的經濟學派只是由于借口批判馬克思而抄襲馬克思(還常常抄襲錯),才勝過了庸俗的自由貿易派。”[15]440-441【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二、由“自然過程”向“歷史過程”進軍:恩格斯整理、解讀《資本論》思路考

  馬克思《資本論》主張共時性超越歷時性嗎?“當施密特談及‘邏輯的-歷史的’,澤勒尼談及‘結構的-發生的’時,盡管他們使用不同的術語,但他們提到了馬克思思想的共同特征。施密特和澤勒尼都認為,馬克思從黑格爾的《邏輯學》中汲取了獨特的邏輯工具,而馬克思又用這些邏輯工具分析了社會結構。”[16]63【注:萊文.不同的路徑:馬克思主義與恩格斯主義中的黑格爾[M].臧峰宇,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恩格斯實際上并不這么認為。“恩格斯在學術上力圖證明,為什么自然法則顯示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有效性,恩格斯的任務是證明物理世界運作的條件與馬克思概述的辯證法的原則相同。自然科學將成為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一部分。”[16]16-17【注:萊文.不同的路徑:馬克思主義與恩格斯主義中的黑格爾[M].臧峰宇,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結構-發生”理解模式本身必然以“發生-結構”路徑為過程前提,由于自然科學的辯證法研究和“商品章”所包含的“辯證法規定”的成功接通,客觀辯證法變成“自然科學+歷史”的一個宏構。這使得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借用辯證法形式去說明全部的科學史和科學發展道路。即是說,馬克思不是把物的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硬搬進社會領域,而在于建立社會歷史領域的統一分析。這一點,恩格斯當然充分理解。

  在經典作家的共同努力和營造下,科學發展可概述為這樣的道路形式:人和物的一般互系的規定(各種學科)→人與物聯系的科學關系形成(科學總體)→物與物的關系(自然科學)→人與人的關系(社會科學);相應的科學形式的發展道路就是“學科(總體)→科學(總體)→自然科學的體系化、獨立化→人文社會科學總體(歷史科學或科學的再總體化)”。根據這個工作鏈條,辯證法的根據顯然來自科學本身,一般顯示于自然科學的發展階段;然而同時,歷史科學終將成為執行理論前提批判的“理解高點”,作為了運動的收結。這就是所謂的“1886年之后,恩格斯向馬克思大大接近一步”:恩格斯試圖把自己和馬克思的科學認識論納入一種“歷史唯物主義體系”。為此,他提出:“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做人類的發展過程,而它的任務就在于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在這兩種情況下,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證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駕于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一旦對每一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于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關于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余的了。”進而可以說,“現代唯物主義概括了自然科學的新近的進步,從這些進步來看,自然界同樣也有自己的時間上的歷史。”而這正是“以歷史的觀點作為基本前提,即把人類的歷史看做一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按其本性來說在認識上是不能由于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結束的。”[15]27-28【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自然科學始終是在自然過程領域被首先發現的科學事項,它要求以現實的人即在歷史中行動的人,代替抽象的人,以現實的自然代替抽象的自然。因此,勞動過程的物質聯系必須成為出發點,通過一定的運動中介包括思維,它最終上升為特定的社會聯系。既然勞動過程連通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由于其自身客觀具有的聯系和發展規定就證明自然歷史過程是以“自然過程”(基礎規定)向“歷史過程”(社會建筑)為永恒的過渡起點這一特殊進化論形式。

  【注:在這里,簡單套用“自然辯證法=自然觀”的公式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恩格斯也傾向于從認識形式的區別與聯系上把握和說明這種過渡,即把自然過程稱為“辯證的自然觀”,把歷史過程稱為“辯證的歷史觀”。例如他說,“上面的敘述只能是對馬克思的歷史觀的一個概述,至多還加了一些例證。證明只能由歷史本身提供……但是,這種歷史觀結束了歷史領域內的哲學,正如辯證的自然觀使一切自然哲學都成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樣。現在無論在哪一個領域,都不再是從頭腦中想出聯系,而是從事實中發現聯系了。這樣,對于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的哲學來說,要是還留下什么的話,那就只留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頁)】

  這導致恩格斯認定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科學,而“凡不是自然科學的科學都是歷史科學”,這種經濟學“本質上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的”;于是,“這個原理,不僅對于經濟學,而且對于一切歷史科學……都是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發現:‘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17]597 【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世界的真正的統一性在于它的物質性,“在我們的視野的范圍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15]47【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因而從一般意義上說,自然歷史過程就是關于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的內在互系的規定,而如果自然過程是從行動方面和歷史過程發生聯系的,那么,歷史過程反過來必然是從物質方面和自然過程發生聯系的。這進而導致恩格斯認定:“辯證法是關于普遍聯系的科學,主要規律:量和質的轉化——兩極對立的相互滲透和它們達到極端時的相互轉化——由矛盾引起的發展或否定的否定——發展的螺旋形式。”[15]401【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恩格斯認定在“內容辯證法”和“形式辯證法”之間橫亙著一個偉大的規律——對立統一規律,而這正是真正的矛盾規定的知識表達形式。于是恩格斯認為,對于黑格爾哲學“要批判地消滅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過這個形式獲得的新內容。”[18]276【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這個新內容主要指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內部結合。然則辯證法必須歸結為關于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運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于是,“凡是認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則屬于唯物主義的各種學派。”并且,“除此之外,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這兩個用語本來沒有任何別的意思,它們在這里也不是在別的意義上使用的。”[18]278【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如上面的引證,恩格斯據此認為,黑格爾之后哲學已基本從自然科學和歷史領域中被驅逐出去了,留下了大寫化的批判科學以及以之為基礎和中介的客觀過程與主觀過程的統一。

  【注:邏輯,特別是形式邏輯,說到底乃是“主觀過程”。因此,以哲學為標準建立邏輯的時代隨之一去不復返。然則哲學只能留下“關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一一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頁)】

  可見在確定《資本論》四卷結構前,馬克思擬定客觀過程的“六冊計劃”,意在立足勞動過程文明進行規劃,從商品形式中引出資本形式;為此,他提出要“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如上所論,這個客觀辯證法的基礎一是自然科學,二是歷史。囿于自身的研究局面,在當時馬克思只能以歷史為開局,自然科學只是作為旁引。恩格斯則不同。當他面臨馬克思的理論遺產時,正確運用自己所掌握的“自然科學的辯證法”就成為一個必須進行的科學事項了。如果馬克思指稱的“個別上升到一般”還主要是歷史個別對歷史總體的關系,或者說個別規律上升到全體規律的工作規定,那么,恩格斯則要求由“個別聯系”到“蘊含發展的總體聯系”的規定性躍升。

  【注:自然過程不是純粹物質聯系的過程,它包含了一般生產關系的規定,包含了聯系和發展的一般關系。】

  基于這個理由,恩格斯公開宣稱:這是出自一種誤解,“即認為馬克思進行闡述的地方,就是馬克思要下的定義,并認為人們可以到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關系不是被看做固定的東西,而是被看做可變的東西的時候,它們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會同樣發生變化和變形;它們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義中,而是要在它們的歷史的或邏輯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闡明。”恩格斯的結論是:“這樣,我們就會明白,為什么馬克思在第一卷的開頭從被他當作歷史前提的簡單商品生產出發,然后從這個基礎進到資本,——為什么他要從簡單商品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在概念上和歷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經在資本主義下變形的商品出發。”[19]17【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然則,唯物主義路徑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遵循,以致唯物史觀必然成為經典作家共同擁有的“我們的見解”。如果有所區別的話,則可以認為,“恩格斯把握了黑格爾思想的歷史品格,使之作為方法論的元素,以便‘從所有其他哲學家’中區分出來,而不是把握黑格爾更明顯地推進概念演進的革新的方法,正如在《精神現象學》(關于感覺確定性的絕對知識)和《邏輯學》(關于存在的絕對理念)中。這兩部黑格爾主義的著作被馬克思用于他的方法論研究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不過,恩格斯對于黑格爾哲學在視野上具有歷史品格、而且其方法論使其區別于其他哲學家的論述是正確的。”[20]97【注:特雷爾•卡弗.馬克思與恩格斯:學術思想[M].姜海波,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97.】

  不懷好意和別有用心的人傾向于在早期問題上做文章,試圖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從“不同道路”得出唯物史觀的,直至引出類似這樣的臆斷:“在馬克思那里,唯物史觀與人的實踐理論、異化勞動理論共同組成社會發展理論,由此派生出來的唯物辯證法,也不限于對事物發展的客觀邏輯的反映。”[21] 【注:羅雄飛.反思《資本論》中邏輯與歷史的關系——基于1858年《馬克思致恩格斯》的思考[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5):56-63.】

  【注:這個所謂的“不同道路”后來被放大為恩格斯是“經濟決定論”意義的唯物史觀論者,而馬克思則是“生產力決定論”意義的唯物史觀論者。】

  也許,在辯證法道路上馬克思沿著黑格爾路徑走的更遠些,但是要知道,正是恩格斯最初的研究——“政治經濟學批判”,后來成為了《資本論》的副標題;“實際上,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所討論的‘矛盾’后來在《資本論》中得到更具體的探討。”[20]40【注:特雷爾•卡弗.馬克思與恩格斯:學術思想[M].姜海波,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97.】

  并且也要注意這個細節:“1844年以后,恩格斯似乎已經完全把政治經濟學交給了馬克思,并且從未表示過遺憾或進一步獨立研究的興趣;馬克思似乎也以一個40年工程所必需的充滿活力的狂熱擔負起了這一理論重擔,只是偶爾在一些較小細節上才尋求恩格斯的意見。”[20]50【注:特雷爾•卡弗.馬克思與恩格斯:學術思想[M].姜海波,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97.】

  恩格斯堅持以歷史起點為邏輯起點,而不是相反。所以同樣不可否認,恩格斯相比馬克思更為實際些和現實化,然則,他在對象思維學的處理方式上更多是“從歷史事實出發”。

  這樣,恩格斯對“個別聯系”的理解即是全體聯系的自然過程的意義,它既是物質過程總體的個別規定,又是一般社會關系的個別規定。然則,恩格斯有這樣的評議:“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決不是對經濟學的個別章節作零碎的批判,決不是對經濟學的某些爭論問題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開始就以系統地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復雜內容,并且在聯系中闡述資產階級生產和資產階級交換的規律為目的。”同時,“既然經濟學家無非是這些規律的代言人和辯護人,那么,這種闡述同時也就是對全部經濟學文獻的批判。”[17]600【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進一步,邏輯第二性,歷史第一性,“政治經濟學從商品開始,即從產品由個別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換的時刻開始。進入交換的產品是商品。但是它成為商品,只是因為在這個物中、在這個產品中結合著兩個人或兩個公社之間的關系,即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在這里,兩者已經不再結合在同一個人身上了。在這里我們立即得到一個貫穿著整個經濟學并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頭腦中引起過可怕混亂的特殊事實的例子,這個事實就是: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誠然,這個或那個經濟學家在個別場合也曾覺察到這種聯系,而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這種聯系對于整個經濟學的意義,從而使最難的問題變得如此簡單明了,甚至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現在也能理解了。”[17]604【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于是有一種指責,認為:“恩格斯所說的邏輯研究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歷史研究,是歷史研究成果的一種表述方式。恩格斯私下質疑《資本論》第一卷沒有解答現實經濟中可能提出的疑問,且質疑馬克思關于價值形式的敘述方式,可能與這種思維方式有關。在一定意義上,這么看待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也不能說沒有合理之處。但是,由此認定:政治經濟學從商品開始,也就是‘從產品由個別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換的時候開始’。這與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理論特質似乎有點疏離,起碼是含糊不清的。”[22] 【注:羅雄飛.恩格斯對馬克思轉化理論出現認識“偏差”的根源——恩格斯與馬克思轉化理論之二[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2):9-18.】

  物品-商品-貨幣,然則馬克思發起的“偉大斗爭”已經預料到了資產階級經濟學欲從“物品”開始,試圖擺脫歷史,而恩格斯說:“羅馬法是簡單商品生產即資本主義前的商品生產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著資本主義時期的大多數法權關系……但是,生產資料在包括簡單商品生產在內的先前各個時期中,同現在相比僅僅起著微不足道的支配作用,它怎樣發展成像今天這樣專橫的支配力量,這是需要加以證明的。”[2]437-438【注: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然則,“我們采用這種方法,是從歷史上和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簡單的關系出發,因而在這里是從我們所遇到的最初的經濟關系出發。”歸根結底,“這就是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含著黑格爾在這方面的真正發現的內核剝出來,使辯證方法擺脫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并把辯證方法在使它成為唯一正確的思想發展形式的簡單形態上建立起來。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作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于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17]602-604【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最后,恩格斯重點做這樣的決斷性評議:“這個劃時代的歷史觀是新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直接的理論前提,單單由于這種歷史觀,也就為邏輯方法提供了一個出發點。如果這個被遺忘了的辯證法從‘純粹思維’的觀點出發就已經得出這樣的結果,而且,如果它輕而易舉地就結束了過去的全部邏輯學和形而上學,那么,在它里面除了詭辯和煩瑣言辭之外一定還有別的東西。但是,對這個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學過去害怕而且現在還害怕干這件事。”[17]602【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從歷史規定的商品——商品形式——開始,從“唯物”和“唯實踐”角度,連通經濟形式——商品形式和資本形式,乃是對蒲魯東主義學說實行最后鏟除的需要,貫徹經濟學本質上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基礎上的理論主張。但是,出于對“科學主義敘述”(一種民主化的講壇社會主義)的理論需求,恩格斯被認定為對馬克思的思維方法不熟悉或不接受,更為直截了當一點,更多的指責是指向這一點:恩格斯不擅長馬克思所運用的科學方法——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如上指出,集中的批駁是兩條:(1)恩格斯把商品“邏輯起點”認定為簡單商品生產方式的“商品形式”;(2)恩格斯把《資本論》政治經濟學廣義化,由此可能引起人們對價值規律的進一步誤解,即不了解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有規律,它所具有的是“否定性的意義”。

  由對恩格斯的第一個指責,引申出這一結論:“他將馬克思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同理論層面的分析,看成不同社會形態條件下商品經濟的歷史差異的理論抽象,生產價格被直接當成市場價格的抽象反映。”[23] 【注:羅雄飛.恩格斯對馬克思轉化理論的認識過程與“偏差”——恩格斯與馬克思轉化理論之一[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1):12-18.】

  這樣,恩格斯說明的“邏輯和歷史相一致”被解釋為:邏輯過程是歷史過程直接的思想反映。通過杜撰靶的,批駁者進一步試圖背離這一點,將邏輯過程視為自身獨立的“生理結構上的反映”:“《資本論》開篇闡述價值規律時,一般的規定具有現實的一般性,首先是發達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形式”,而推導出“邏輯起點是經過抽象后的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關系,邏輯關系則是其‘生理結構’的反映。”[21] 【注:羅雄飛.反思《資本論》中邏輯與歷史的關系——基于1858年《馬克思致恩格斯》的思考[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5):56-63.】

  然而所謂的“邏輯起點”,僅僅是執行理論前提批判;馬克思為此指出,“要揭示資產階級經濟的規律,無須描述生產關系的真實歷史。”通過對已經形成的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考察和科學分析,可以透視這一制度的前史,并可以揭示這一制度本身被揚棄的“未來的征兆”,“這樣,這些啟示連同對現代的正確理解,也給我們提供了一把理解過去的鑰匙——這也是我們希望做的一項獨立的工作。”那么,邏輯起點是嚴格限定敘述于資本主義范圍之內嗎?是從資本主義商品開始嗎?顯然不對。馬克思在這里明確強調:“對我們來說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方法表明歷史考察必然開始之點,或者說,表明僅僅作為生產過程的歷史形式的資產階級經濟,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歷史生產方式之點。”[24] 【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2-453.】

  主觀批判啟動客觀批判,但不能忘記這一點:主觀辯證法(即邏輯)必須包含于客觀辯證法的規定性之中。用這里的例子來說,就是認識到,商品形式總是浮現于勞動過程歷史發展(它的物質聯系、社會聯系)之上的一個形式規定。

  由對恩格斯的第二個指責,引出的結論是:“馬克思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分析方法以實踐唯物主義為基礎,將黑格爾式的思維形式與近代科學精神結合起來,由此形成的理論結構類似于一種先驗的結構。”由此鎖定認識:“如果我們把握了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特質,依照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思路來區分其理論層次,那么,我們就不能不承認,價值規律和剩余價值理論僅僅是馬克思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硬核,生產價格理論也只是體現了資本有機構成差異之后對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原則的抽象說明。整個經濟理論最終要落實到現實經濟關系層面,還存在巨大的拓展空間。”[25] 【注:羅雄飛.恩格斯對馬克思轉化理論認識“偏差”的影響──恩格斯與馬克思轉化理論之三[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4):15-20.】

  “先驗的結構”是馬克思對自己的主觀敘述過程的一種說法,因為以對象思維學為中介達成了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研究過程全體的內部關系)的有機溝通,同時以科學和邏輯為中介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實踐知識對“哲學知識”的辯證揚棄,于是形成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的三者合一。然則,這種認識當然是科學主義的教條、邏輯教條,是把價值規律當作“馬克思主義理性假設”了,僅僅用作理論抽象上的演繹工具和批判工具,從而具有否定性的理論創設意義。其所謂的“否定性”是指示這層意思:“價值規律是抽掉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殊性質之后表現出來的抽象關系,是抽象化后普遍化的簡單商品生產的規律,它很容易成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式,也容易成為空想社會主義的出發點。”[21] 【注:羅雄飛.反思《資本論》中邏輯與歷史的關系——基于1858年《馬克思致恩格斯》的思考[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5):56-63.】

  這是將抽象規定限定在邏輯的意義上進行任意發揮,從而為了刻意執行黑格爾的科學公式,完全將“斷代史的規定”視為科學對象,進而公然拋棄通史的研究。殊不知,《資本論》是反映“天人合一”思想的“通史涵義的經濟作品”,“斷代史規定蘊含其內”,“必須記住一點:天人合一是批判規定的主體聯系和客體聯系,在行程上發生學以‘理論前提批判的理解高點’(發展形式的最高階段)為過程的運動收結,整體再現客觀(批判)與主觀統一意義的有機聯系。”[26] 【注: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1).】

  批駁者反對把價值規律當作歷史規律,作為通史研究意義上的辯證法的認識工具,反而指責恩格斯是在一定層面上舞弄“歷史規律”,即“對于恩格斯來說,這些約束條件他應該是了解的,但他更多地把它看成具體結論的具體前提,沒有從整體上把握這些條件,從而未能準確地理解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層次。他用一種歷史的思維來解讀價值規律、剩余價值理論與生產價格理論的關系,把價值向生產價格的形態轉化看成一種歷史發展過程的轉化,不承認馬克思的理論表現為表面看起來‘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的邏輯體系,并認為唯物主義歷史觀不應該成為‘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方法’。”[25] 【注:羅雄飛.恩格斯對馬克思轉化理論認識“偏差”的影響──恩格斯與馬克思轉化理論之三[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4):15-20.】

  這種通史的研究被批駁者稱之為“用歷史發展的思路解讀《資本論》”,并且雖無大害,且可收通俗化之功,但不能解決所謂的“價值轉化”問題。姑且不論所謂的價值向生產價格或價值形式向生產價格形式的轉化的“邏輯性謎題”或“數學上的難題”皆是偽問題,因為它涉及的僅僅是“內容-形式辯證法”內部工作關系的解決;說價值規律支配著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商品交換關系,說價值規律是有關于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總體“歷史規律”,是堅持從聯系中揭示發展的規定,從而“研究第一性、敘述第二性”,前者揭示的是“規律→范疇”,后者揭示的是“范疇→規律”。規律是辯證法的認識形式,從歷史個別規律(或曰個別聯系)上升到歷史全體規律(或曰總體聯系)總體上制約著個別范疇對于全體范疇的邏輯上升運動,因此,“歷史第一性、邏輯第二性”是對方法論唯物主義工作原則的一個規定的堅守。

  批駁者試圖為《資本論》劃出“邏輯學的獨立王國”,使之沉迷于自己的領地,不越雷池一步。由于堅持內容對形式、歷史對邏輯形式和運動的制約,恩格斯通常被批駁者們指責為不喜歡邏輯思維。批駁者則往往希望在恩格斯自己的話語中尋找“內在的根據”。如恩格斯在《1858年4月9日致馬克思》中稱:“這個綱要的確非常抽象,這在簡短的敘述中是難免的,我常常要費力地去尋找辯證轉化,因為我對一切抽象的推理很不習慣……我常常必須先尋找歷史根據。”但批駁者也要記住恩格斯在此處同樣寫下的話:“在進一步分析的時候,這個綱要的抽象辯證的色彩自然就沒有了。”[2]136【注: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如上所論,馬克思擬定的“六冊計劃”是把資本主義對象既作為“歷史”,也作為“結構”來考察,所以,它必須在聯系和運動的整體上進行把握;前三冊涉及全部的“社會歷史結構”,后三冊涉及接續前者的全部的“經濟交往結構”。恩格斯希望馬克思能夠從科學史上把握總體聯系和運動的辯證轉化,實際上,這也是他后來利用自己的辯證法和掌握的新材料對《資本論》草稿進行完善、增補和帶有理論展望意義的創造性解說的一個憑借。

  三、《資本論》增補及未竟的事業:恩格斯晚年歷史唯物主義思想考

  馬克思《資本論》事業是開放的,也是未竟的。必須承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法研究是相互推進的,是以“自然科學”為辯證法和以“歷史”為辯證法的工作研究系列成果的一個合成。在恩格斯看來,一方面自然科學必須具有考察上的優先性,另一方面則必須和社會科學結合。以《商品•價值形式》和《自然辯證法》的辯證法合成為例,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致馬克思》中生動地描述了這個場景:“親愛的摩爾: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腦子里出現了下面這些關于自然科學的辯證思想。自然科學的對象是運動著的物質、物體。物體是離不開運動的,各種物體的形式和種類只有在運動中才能認識,處于運動之外,處于同其他物體的一切關系之外的物體,是談不上的。物體只有在運動之中才顯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學只有在物體的相互關系之中,在物體的運動之中觀察物體,才能認識物體。對運動的各種形式的認識,就是對物體的認識。所以,對這些不同的運動形式的探討,就是自然科學的主要內容。”[6]358【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這是《自然辯證法》在模仿《商品•價值形式》嗎?既是,也不是。列寧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邏輯觀是:“邏輯不是關于思維的外在形式的學說,而是關于‘一切物質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發展規律的學說,即關于世界的全部具體內容的以及對它的認識的發展規律的學說,即對世界的認識的歷史的總計、總和、結論。”[1]131【注: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資本論》開篇是以揭示“矛盾”為序幕,但這里的矛盾僅僅是中國式“陰陽互系”(或曰由“差異的對立雙方”看統一),是潛在的矛盾規定,是提出問題意義的“對立統一”。這種“邏輯方法”本質上就是歷史方法——探究規律的方法,就是對象思維學意義的“研究道路”和“敘述道路”,因而只能統領以“從個別上升到一般”。按照列寧的說法,“這一分析從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中(從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細胞’中)揭示出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敘述向我們表明這些矛盾和這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的各個部分的總和中、從這個社會的開始到終結——的發展(既是生長又是運動)。”于是,“個別就是一般”,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二者的規定的聯合推斷出:“一般辯證法的闡述(以及研究)方法也應當如此。”[1]150【注: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這樣可以說,《資本論》以“辯證法”為開端,是以唯物主義的開端徹底扭轉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

  【注:這促使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文中必須要嚴格區分“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因為前者正是他和黑格爾的區分,也正是他貫徹“方法論唯物主義”之處。雖則敘述的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但它必須植根研究,然則《資本論》商品章的“結構”是敘述體式,內容則是“歷史”,或者說,嚴格屬于研究體式。】

  “從個別上升到一般、邏輯與歷史相一致”,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遵守的科學研究道路。恩格斯在《1895年5月21日致卡爾•考茨基》中首次說明了“《資本論》增補”:“我打算給你一篇使你高興的著作在《新時代》上刊登,這就是《資本論》第三卷增補;I.《價值規律和利潤率》,答桑巴特和康•施米特的疑問。隨后就是II.從1865年馬克思著文論述交易所以后交易所作用的巨大變化。”[2]588【注: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恩格斯在《增補》“寫在前面的話”里重點強調這樣一種對待馬克思作品的態度:“像馬克思這樣的人有權要求人們聽到他的原話,讓他的科學發現原原本本按照他自己的敘述傳給后世。其次,我也絲毫不愿意擅自侵犯這樣一位卓越的人的遺著;那樣做對我來說就是失信。第三,那樣做也根本沒有用處。對于那些不會讀或不愿意讀的人來說,對于那些在讀第一冊時就已經不是花費必要的力氣去正確理解它,而是花費更多的力氣去曲解它的人來說,無論你下多少功夫都是徒勞無益的。而對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來說,最重要的卻正好是原著本身;對于這些人來說,我的改寫頂多只有解說的價值,而且是對一部沒有出版和沒有機會得到的東西進行的解說。”[19]1005【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但是,批駁者這樣講道:“恩格斯的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科學精神,使《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充分保持了原貌。因此,恩格斯的認識‘偏差’只是集中體現在他單獨撰寫的‘《資本論》第三卷增補’一文中。這就為后人脫離恩格斯的‘導讀’重新研究馬克思的經濟思想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們不能忘記恩格斯的這一重大貢獻。”[25] 【注:羅雄飛.恩格斯對馬克思轉化理論認識“偏差”的影響──恩格斯與馬克思轉化理論之三[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4):15-20.】

  如果脫離恩格斯“導讀”,也許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就真的體現為“某種邏輯體系的說法”,體現為“純粹邏輯抽象的推理”。如桑巴特指出:“價值在按資本主義方式生產出來的商品的交換關系中不會表現出來;價值在資本主義當事人的意識中是不存在的;它不是經驗上的事實,而是思想上、邏輯上的事實;在馬克思那里,價值概念按其物質規定性來說,不外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構成經濟存在的基礎這樣一個事實的經濟表現;價值規律最終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經濟過程,并且對這種經濟制度來說普遍具有這樣的內容:商品價值是最終支配著一切經濟過程的勞動生產力借以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一種特有的歷史形式。”恩格斯的答復是,“這樣理解價值規律對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意義,不能說不正確。但是,在我看來,這樣理解未免太空泛了,還可以提出一個比較嚴密、比較確切的說法;我認為,這樣理解并沒有包括價值規律對于那些受這個規律支配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全部意義。”[19]1012【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又如施米特也指出:馬克思的價值規律是形式主義的構想需要,馬克思為了“說明實際交換過程而提出的科學假說”,“是理論上必要的虛構”。對此,恩格斯的答復是,“關于價值規律,施米特也有他的一些形式方面的見解。他把價值規律叫作為說明實際交換過程而提出的科學假說;這個假說甚至在表面上同它完全矛盾的競爭價格現象面前,也被說成是必要的理論上的出發點,是說明這些現象所必不可少的東西。他認為,沒有價值規律,就不可能有對于資本主義現實的經濟活動的任何理論認識。而在一封他同意我引用的私人信件中,施米特直接宣稱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內的價值規律是一種虛構,即使是理論上必要的虛構。但是我認為,這種理解是完全不正確的。價值規律對于資本主義生產來說遠比單純的假說,——更不用說比虛構,即使是必要的虛構,——具有更重大得多、更確定得多的意義。”[19]1013【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與恩格斯相反,批駁者們可能傾向于認為價值規律可以是“思維上的科學假說”——“這種說法雖然不是那么準確,但就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體系表現為某種先驗結構的形式而言,這是基本合理的。”[22] 【注:羅雄飛.恩格斯對馬克思轉化理論出現認識“偏差”的根源——恩格斯與馬克思轉化理論之二[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2):9-18.】

  這涉及對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工作關系所持的態度,即是把唯物主義本身作為“第一性原則”還是作為“第二性原則”。如果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那么,價值規律問題最終要提升到社會存在“規定”社會意識的高度上進行理解,并從這一層面著手解決問題。因此,恩格斯最后的結論必然是,“無論桑巴特還是施米特——至于那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亞,我在這里順便提到他,只是把他當作逗人笑的庸俗經濟學的陪襯——都沒有充分注意到:這里所涉及的,不僅是純粹的邏輯過程,而且是歷史過程和對這個過程加以說明的思想反映,是對這個過程的內部聯系的邏輯研究。”[19]1013【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恩格斯通過系統整理《資本論》而深切感受到,《資本論》同樣建立了“辯證法”和“唯物史觀”,必須把這些成就接通到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的“未竟的事業”當中去,作為其中的理論構件。然則恩格斯陸續得到如下研究方法論建議、理論設想以及辯證法意義的工作結論:

  (1)研究材料問題。“一般說來,在所有這些范圍如此之廣泛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學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經過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統化,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則像《資本論》這樣的著作就會是很多很多的了。”[2]419-420【注:】

  (2)關于唯物史觀發現的學科領域問題。“摩爾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領域內獨立地重新發現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并且最后還對現代社會提出了直接的共產主義的要求。”[6]513【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唯物史觀的抽象問題。“這特別表現在對待‘抽象’這個問題上,你(考茨基)的確過于一般地貶低‘抽象’了。這里的區別在于: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關系中的共同內容概括為它們的最一般的思維表現,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維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內容。與此相反,洛貝爾圖斯給自己制造出一種或多或少是不完備的思維表現,并用這種概念來衡量事物,讓事物必須符合這種概念。他尋求事物和社會關系的真正的、永恒的內容,但是它們的內容實質上是暫時性的。”[6]523-524【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馬克思主義在理論方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在依附于黨的青年著作家中間,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鉆研經濟學、經濟學史、商業史、工業史、農業史和社會形態發展史的。”“他們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一切都可能被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經濟史還處在襁褓之中呢!)盡速構成體系,于是就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了。”[6]587【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特別在經濟史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學史和一般文化史的關系這些問題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復雜的事實中指明正確的道路……”[2]490【注: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研究辯證法者缺乏“辯證法”。“所有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他們總是只在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結果。他們從來看不到:這是一種空洞的抽象,這種形而上學的兩極對立在現實世界只存在于危機中,而整個偉大的發展過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進行的(雖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經濟運動是最強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決定性的),這里沒有什么是絕對的,一切都是相對的。對他們說來,黑格爾是不存在的……”[6]601【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關于馬克思理論革命的問題。“德國的經濟學家從來也沒有指責過馬克思提出的理論同斯密、李嘉圖毫無關聯;恰恰相反,他們卻指責斯密和李嘉圖派生了馬克思,似乎馬克思只是從這些先輩關于價值、利潤和地租的理論中,總之,從先輩關于勞動產品分配的理論中引申出結論。因此,他們成了輕視古典學家的庸俗經濟學家。”[2]512【注: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7)關于黑格爾和馬克思辯證法的比較。“黑格爾的辯證法之所以是顛倒的,是因為辯證法在黑格爾看來應當是‘思想的自我發展’,因而事物的辯證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實際上,我們頭腦中的辯證法只是自然界和人類歷史中進行的并服從于辯證形式的現實發展的反映。如果把馬克思的從商品到資本的發展同黑格爾的從存在到本質的發展作一比較,您就會看到一種絕妙的對照:一方面是具體的發展,正如現實中所發生的那樣,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結構,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極為正確的轉化,如質和量的互相轉化,被說成一種概念向另一種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發展。”[6]623【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關于剩余價值“切割者”的論斷。“交易所并不是資產者剝削工人的機構,而是他們自己相互剝削的機構;在交易所里轉手的剩余價值是已經存在的剩余價值,是過去剝削工人的產物。只有在這種剝削完成后,剩余價值才能為交易所里的爾虞我詐效勞。”[6]644【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關于意識形態。“歷史方面的意識形態家(歷史在這里應當是政治、法律、哲學、神學,總之,一切屬于社會而不是單純屬于自然界的領域的簡單概括)在每一科學領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從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維中獨立形成的,并且在這些世代相繼的人們的頭腦中經過了自己的獨立的發展道路。當然,屬于本領域或其他領域的外部事實對這種發展可能共同起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這種事實本身又被默認為只是思維過程的果實,于是我們便始終停留在純粹思維的范圍之中,而這種思維仿佛順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頑強的事實。”[6]658【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所謂的“經濟決定論”。“我們所研究的領域越是遠離經濟,越是接近于純粹抽象的意識形態,我們就越是發現它在自己的發展中表現為偶然現象,它的曲線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畫出曲線的中軸線,您就會發現,所考察的時期越長,所考察的范圍越廣,這個軸線就越是接近經濟發展的軸線,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進。”[6]669【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關于規律與行動。“從馬克思的觀點看,迄今為止的整個歷史進程,就重大事件來說,都是不知不覺地完成的,就是說,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要么歷史事件的參與者所希望的完全不是已成之事,要么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曾預見到的后果。用之于經濟方面就是:單個資本家都各自追求更大的利潤。資產階級經濟學發現,每一單個資本家這種對更大的利潤的追求,產生一般的、相同的利潤率,差不多人人相同的利潤率。但是,不論資本家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沒有意識到:這種追求的真正目的是全部剩余價值按同等的比例分配給總資本。”[6]691【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關于范疇的客觀性。施米特“對價值規律的責難,從現實的觀點來看,涉及一切概念。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完全符合于您舉的圓和多邊形的例子……兩者的這種差別正好是這樣一種差別,由于這種差別,概念并不無條件地直接就是現實,而現實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于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就是說,它不是直接地、明顯地符合于使它得以抽象出來的現實,因此,畢竟不能把它和虛構相提并論,除非您因為現實同一切思維成果的符合僅僅是非常間接的,而且也只是漸近線似地接近,就說這些思維成果都是虛構。”[6]693【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關于“虛構”和“假設”。恩格斯指出應十分感謝施米特在“虛構”問題上的頑強精神,他說,“這里確實是有些困難的,只是由于您堅持‘虛構’的說法,才使我克服了這種困難……如果您允許我……直接說明您文章中所說的‘假設’究竟是指什么,我就能比較容易地闡明價值規律的作用和效能的問題了。”[2]585【注: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恩格斯強調,正如唯心主義是經歷了不同發展階段的意識形態,唯物主義本身也是。《自然辯證法》所強調的是把自然科學和科學發展的最新成果掌握在無產階級的手中,而《資本論》進一步強調的是把批判的武器和科學認識最終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這標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面向唯物主義的最高階段——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前進的,從而,他們把唯物辯證法看做這樣的方法規定:既是“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同時也是“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歸根結底,是“唯物論上的辯證法”和“辯證法上的唯物主義”的規定性合成。

  四、結論與啟示:《資本論》“俄國化”“中國化”道路問題

  自然過程(人的意識發生)→對象思維學(天人合一)→歷史過程的辯證法(主體革命行動的發生)→哲學(認識論的發生)→邏輯(知識的發生)→馬克思主義文明規劃(辯證法工作總匯),因而“哲學—科學—馬克思主義”這個接續客觀過程的“主觀過程”,這個人類對自身及外部世界的認識過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必然發生的現象——馬克思主義(實踐知識)對哲學(知識)領導地位的工作置換,就只不過是與馬克思主義科學發生有關之狹義現象學。總的來說,恩格斯光輝的一生與《資本論》結緣即在于他的革命性和科學性立場使然,在于他堅持辯證法的工具;這種徹底的科學工具也就不僅要求歷史地理解自然,而且特別要求歷史地理解人類社會。于是從進程上追蹤:辯證法啟動哲學,又最終迫使哲學退出客觀過程,重新把辯證法完整交給客觀過程,這就給以世界觀重新統一自然觀和歷史觀提供了內在認識條件。這些工作元素使得恩格斯對《資本論》的闡釋與運用達到旁人難以企及的藝術高度。因而我們根本無法否認,辯證法乃是經典作家所共有的理論思維,必須從“理一分殊”的意義上看待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在諸多方面(如哲學、歷史、自然科學、對理論與實踐關系的取向以及基于興趣的個性化思維方式)的思想差異和觀點不同。有時候,為了同一目標,人們不得不彼此“不同”,但這些不同是一致性意蘊的高度互補,這種不同在工作特質上即學術研究的“互補性規定”。要之,恩格斯的《資本論》研究貫串了“自然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或者說,是從自然科學的辯證法進軍到社會科學的辯證法,使得唯物辯證法具有了完全的意義。應徹底否定這種誤解:“所謂邏輯與歷史相統一,就是將唯物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或唯物史觀直接等同起來。”[21] 【注:羅雄飛.反思《資本論》中邏輯與歷史的關系——基于1858年《馬克思致恩格斯》的思考[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5):56-63.】

  社會科學突出了對立統一矛盾,從而允許辯證法道路的多元性,但是,按照恩格斯的觀點:它仍舊必須經由“自然過程”(作為“一般發生學”規定的物質聯系和實踐的發展)向“歷史過程”(作為“特殊發生學”規定的社會聯系和實踐的發展)邁進。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革命的發生”和“革命的建設”的統一辯證法。

  【注:在《1892年9月22日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中,恩格斯聲稱:“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既然俄國在克里木戰爭之后需要有本國的大工業,那它只能擁有一種形式即資本主義形式的大工業。而有了這種形式的大工業,它也就要承受資本主義大工業在其他國家所帶來的一切后果。”另外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作為一個終將消逝的經濟階段,充滿著各種內在矛盾,這些矛盾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發展,并日趨明顯。這個趨勢——在建立自己的市場的同時又破壞這個市場——正是這類矛盾之一。另一個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所造成的無出路的狀態,這種狀態在俄國這樣一個沒有國外市場的國家,比那些在開放的世界市場上多少有些競爭能力的國家要出現得快一些。”(《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40-541頁)】

  由此,恩格斯在對待東方社會的革命問題上仍然是總體性的一種“理論實踐評估”。然而歷史似乎開了“玩笑”:“1917年的俄國革命的歷史,無情地證偽了恩格斯的歐洲事先獲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并給俄國公社以物質支持的跨越條件理論。”[27] 【注:丁堡駿.論《資本論》俄國化與中國化(中)——兼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本質[J].當代經濟研究,2018(5):5-14+97.】

  但是關于俄國道路,恩格斯仍然原則性地講了兩條意見:其一,“只有當資本主義經濟在自己故鄉和在它興盛的國家里被克服的時候,只有當落后國家從這個榜樣上看到‘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只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后的國家才能開始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然而那時它們的成功也是有保證的。這不僅適用于俄國,而且適用于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階段的一切國家。但比較起來,這在俄國將最容易做到,因為這個國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經吸取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成果,因而在革命時期這個國家可以幾乎與西方同時完成社會的改造。”[18]458【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其二,“我不敢判斷目前這種公社是否還保存得這樣完整,以致在一定的時刻,像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樣,它能夠同西歐的轉變相配合而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但是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保全這個殘存的公社,就必須首先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必須在俄國進行革命……俄國革命還會給西方的工人運動以新的推動,為它創造新的更好的斗爭條件,從而加速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勝利,沒有這種勝利,目前的俄國無論是在公社的基礎上還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都不可能達到社會主義的改造。”[18]466-467【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也因此,說恩格斯斷然否定“俄國有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的說法是不成立的,恩格斯只不過聲明這樣的革命原則性:“誰竟然斷言在一個雖然沒有無產階級然而也沒有資產階級的國家里更容易進行這種革命,那就只不過證明,他還需要學一學關于社會主義的初步知識。”[17]390【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恩格斯尤為關切的是俄國“社會革命”的狀況,即“問題只在于這個革命的結果可能怎樣,將會怎樣。”[17]393【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很顯然,恩格斯針對俄國革命所說的都不是具體或個別的結論,而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方法和辯證法思維工具的運用。

  【注:須知在這個例子中,“恩格斯直截了當地承認自己無法回答未來事態發展的問題……但他同樣斬釘截鐵地指出……如果要達到某個具體目標(如保全公社)就必然需要某種條件(如革命),并且闡明了一旦選擇那種條件就會產生的社會歷史后果……他沒有指出一條確定的道路;但他確實又做了唯物主義歷史觀創始人該做的事,在不是當事人和并不充分了解事態的情況下,闡明唯物主義歷史觀在歷史條件認識和策略選擇上的基本原則。因此,在這里,恩格斯只是通過他對俄國問題的看法示范了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方法論。就這一點來說,無論是俄國問題,還是其他更廣泛的問題,恩格斯與馬克思的基本立場和做法無疑都是一致的。”(胡大平著《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解和解讀政治學》,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頁)】

  然則,“綜觀恩格斯的一生理論斗爭,從朦朧的起點到走向新歷史觀,再到為新的歷史觀所揭示的必然勝利的社會主義而長期不懈地奮斗,直到自己生命的終點,他的全部創作都是在‘斗爭的渴望和勝利的信心’支持下在具體社會歷史情境下來尋求無產階級科學的。在這一過程中,他從不指望也從沒有要求現實的斗爭完全按照他的意志來進行,而是始終在由物質生產(經濟)最終決定的社會歷史客觀必然性和具體歷史條件(政治和意識形態)下做出各種決定。雖然他在自己的生命軌跡中也因為過度的樂觀曾有過錯誤的判斷,其身后的現實發展也極大地超出了其直接預言,但他無疑始終站在新歷史觀的基本前提上,并堅持它改造世界的旨趣。”[28]354【注: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解和解讀政治[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總之,恩格斯以其對《資本論》方法的捍衛、靈活運用和創造性發展為自己贏得應有的榮譽,但同時也遭遇無端指責,“這讓人感到,恩格斯始終是批評者阻止馬克思主義的前沿。相反,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恩格斯不僅是其傳播、發展和實踐的第一步,而且是捍衛它的前沿,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28]10【注: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解和解讀政治[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依據恩格斯的創造性闡釋,社會主義在“兩種形態”意義上被識別:一是替代資本主義的歷史社會形態,二是始終立足實踐和民族歷史自然過程的現實社會形態。然則《資本論》關于歐洲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理論不能照搬于東方社會的革命和建設,如此,“《資本論》俄國化和中國化大有作為的是《資本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俄國化和中國化”;在堅持合乎民族實際的自然過程向歷史過程進軍客觀道路的同時,在思想準備、理論準備、組織準備上同樣進行必要的條件保障,即“與這個經濟基礎建設相適應的是,要加強上層建筑黨的建設、軍隊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建設,以適應和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設需要。”[29] 【注:丁堡駿.論《資本論》俄國化與中國化(下)——兼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本質[J].當代經濟研究,2018(6):3-14+95.】

  然則,“《資本論》俄國化和中國化,最重要的是要運用《資本論》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體分析俄國和中國的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環境,得出走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道路的結論。”“因此,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機遇,我們必須要繼續堅持《資本論》中國化,堅持走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道路。”[30]【注:丁堡駿.《資本論》俄國化與中國化(上)——兼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本質[J].當代經濟研究,2018(4):5-15+97.】

  要之,必須認識到:“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思想,在歷史邏輯上表現為各國無產階級政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本國實際相結合,并對其進行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其典型是《資本論》的俄國化與《資本論》的中國化。”[29] 【注:丁堡駿.論《資本論》俄國化與中國化(下)——兼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本質[J].當代經濟研究,2018(6):3-14+95.】

  參考文獻:

  [1] 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 楊洪源.馬克思與蒲魯東主義[N].光明日報,2016-05-11(014).

  [4] 汪水波.一部從理論上鏟除蒲魯東主義的光輝文獻——《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初探[J].社會科學戰線,1984(1):56-62.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周林東.解讀“自然辯證法”[J].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2001(1):174-202+379-382.

  [8]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傳[M].易廷鎮,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5:39.

  [9] 保爾•拉法格.回憶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9.

  [10] 張國祺,張越川.馬克思對自然辯證法的貢獻[J].社會科學研究,2004(1):45-50.

  [11] 王桂榮.馬克思對自然辯證法的貢獻[J].錦州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3):8-11+80.

  [12] 孫亞利.試論自然辯證法與歷史辯證法在實踐基礎上的辯證統一——兼評萊文對恩格斯及其自然辯證法的誤釋[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6(2):25-27+109-110.

  [13] 勃•凱德洛夫.論恩格斯《自然辯證法》[M].殷登祥,等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80:35-36.

  [14] 張國祺.馬克思恩格斯對科學史研究的貢獻[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2,28(12):99-105.

  [1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萊文.不同的路徑:馬克思主義與恩格斯主義中的黑格爾[M].臧峰宇,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1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0] 特雷爾•卡弗.馬克思與恩格斯:學術思想[M].姜海波,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97.

  [21] 羅雄飛.反思《資本論》中邏輯與歷史的關系——基于1858年《馬克思致恩格斯》的思考[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5):56-63.

  [22] 羅雄飛.恩格斯對馬克思轉化理論出現認識“偏差”的根源——恩格斯與馬克思轉化理論之二[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2):9-18.

  [23] 羅雄飛.恩格斯對馬克思轉化理論的認識過程與“偏差”——恩格斯與馬克思轉化理論之一[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1):12-18.

  [2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2-453.

  [25] 羅雄飛.恩格斯對馬克思轉化理論認識“偏差”的影響──恩格斯與馬克思轉化理論之三[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4):15-20.

  [26] 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1).

  [27] 丁堡駿.論《資本論》俄國化與中國化(中)——兼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本質[J].當代經濟研究,2018(5):5-14+97.

  [28] 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解和解讀政治[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29] 丁堡駿.論《資本論》俄國化與中國化(下)——兼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本質[J].當代經濟研究,2018(6):3-14+95.

  [30] 丁堡駿.《資本論》俄國化與中國化(上)——兼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本質[J].當代經濟研究,2018(4):5-15+97.

  【許光偉,江西財經大學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和博士后、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資本論》與中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本文首發于《西部論壇》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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