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 文章中心 > 文史-讀書 > 歷史

風潮中的民聲與官聲—— “二二八”事件發生后大陸新聞媒體之所見所論

2020-02-28 17:15:28  來源:激流1921  作者:汪朝光
點擊:    評論: (查看)

  摘要:“二二八”事件發生后,大陸的主要新聞媒體對其進行了迅速報道并發表了不少評論,其中《申報》、《大公報》與《文匯報》或多或少對國民黨和政府持批評立場,大體可謂民聲的代表,《中央日報》則基本上站在維護國民黨統治的立場,可謂官聲的代表。大陸新聞媒體對事件的報道大體上反映了事件的進程,評論也基本上符合實際情況,多數媒體都表現出對臺灣同胞的深切同情與關懷以及兩岸同胞的血脈親情,但有些報道和評論亦因種種主客觀原因而在對事件的全面反映與分析定性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

  1945年8月,中國抗日戰爭獲得完全勝利,被日本侵占整整50 年的寶島臺灣重回祖國懷抱。10月25日,臺灣日軍投降儀式在臺北舉行,“臺北四十余萬市民,慶祝此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之日,老幼俱易新裝,家家遍懸燈彩,相逢道賀,如迎新歲,鞭炮鑼鼓之聲,響徹云霄,獅龍遍舞于全市,途為之塞”[1]。臺灣同胞以此表達出回歸祖國的欣悅之情。然而僅僅過了一年有余,1947年2月28日,臺北爆發了反抗當局統治的大規模民眾運動,很快即如烈火燎原,遍及全臺灣。雖然此次事件最終因國民政府的武力鎮壓而平息,但其給臺灣人民造成的深重創傷歷久不息,對其后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至深且巨,并可謂了解戰后臺灣政治發展與人心演變之重要鎖鑰。關于“二二八”事件的背景、發生、進程、影響等等,當年的歷史資料多已公布,海峽兩岸均已有不少研究。① 本文不擬討論事件本身的有關問題,而只就事件發生后,當時大陸的主要新聞媒體對事件的報道及評論,探究此次事件在大陸引起的反響,期以對“二二八”事件研究之深入有所助益。本文選取了四家在當時有代表性的新聞媒體: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報紙——上海《申報》,中國民間輿論的風向標——天津《大公報》,中國國民黨機關報——南京《中央日報》,在中共影響下的左派報紙——上海《文匯報》,相信他們的報道和言論基本上可以反映出當時大陸傳媒對此次事件的態度和立場。

  一、關于“二二八”事件的新聞報道

  “二二八”事件的起因為查緝私煙攤販引致糾紛,又因公務人員傷及人命而引起民眾憤怒,結果爆發大規模抗議運動,一發而不可收。其形似偶發,實為必然,究其實質,則是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后島內諸多矛盾的總爆發。國民政府于接收后在臺灣采行行政長官公署制度,執政當局對臺灣本地人士在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后參政議政的熱情體認不夠,各級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較少任用當地人士,使臺灣民眾感覺與過往日本殖民時期的總督制度無甚差別;長官公署實行的以公營、統制、專賣為主體的壟斷經濟體制,控制了絕大部分的臺灣經濟,與民爭利,致民不滿;臺灣物價在戰后大幅度飆升,尤其是米價暴漲,嚴重影響到普通民眾的基本生活;接收官吏中不少人“或行為不檢、能力薄弱,或貪污瀆職,尤以經建及公營事業更不乏藉權漁利之不良現象,予臺胞以深切之反感”[2]。如此等等,在臺灣社會中積累下深刻的矛盾。因此,當臺北事件的消息傳開后,民眾情緒激憤,心中的壓抑驟然爆發,抗議活動迅即波及臺灣全省,顯見此次事件有廣泛的民眾基礎。

  在臺灣“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同時,大陸形勢也處在劇烈震蕩之中。國共關系最終破裂(國民黨在2月28日下令中共駐京、滬、渝三地人員全部撤離,同時準備進攻中共領導中樞所在地——延安);內戰愈演愈烈,國民黨軍新遭敗績(在2月下旬的魯南萊蕪戰役中,國民黨軍損失7個師5萬余人,為內戰爆發后之大敗);經濟形勢不斷惡化,通貨膨脹難以遏制,社會動蕩不安(2月中旬黃金風潮爆發, 國民政府被迫實行經濟緊急措施)。國民黨及其領袖蔣介石正集中全力應付上述難題,對臺灣問題起初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與此相對應,各新聞媒體的注意力也多被上述事件所吸引,充斥在各報頭版的消息首先是國共戰事,其次是國民黨的政治應對,對臺灣問題的報道并非他們關注的重點。此外,臺灣剛剛回歸祖國,大陸民眾包括媒體人對臺灣還缺乏深入的了解,平時對臺灣的報道就不多;臺灣是海島,與大陸相對隔離,各媒體派駐臺灣的常駐記者不多,缺乏現場報道的條件;事件發生后,海峽兩岸的交通受到影響,真相無法及時傳回大陸,當局又實行新聞管制,只有國民黨官辦的中央社有條件發出現場報道;這些情況均不能不影響到大陸新聞媒體對事件報道的廣度和深度、時效性與客觀性。

  盡管如此,“二二八”事件畢竟是震動臺灣全島的大事件,其延續過程亦非短暫,出于新聞職業的敏感,事件發生后大陸各媒體還是立即予以關注和報道。

  就本文引用的四家媒體而言,《申報》和《大公報》均在第一時間報道了“二二八”事件的發生。3月1日,《申報》在頭版(要聞版)刊出《臺北戒嚴因查私煙傷及人命》,《大公報》在三版(國內新聞版)刊出《臺北緝私引起武劇專賣局人員竟毆傷人命激怒群眾到處大打一番長官公署決定處置辦法》。兩報報道的基本內容差別不大,采用的稿源都來自中央社,惟就版面與標題處理而言,《申報》放在要聞版,但標題處理較為中性,采用的是小號字體,不太引人注目;《大公報》放在國內新聞版,但標題較長,較易引起讀者注意,而且標題中“竟”和“激怒”字樣的表述,含有批評執法者之意。就當時媒體處理新聞的一般情況而言,隔日報道已經是最為迅捷的處理方式,再考慮到臺灣與大陸相對隔離的現實,故《申報》和《大公報》對于“二二八”事件的報道,在新聞時效性方面并不輸于對其他事件的報道,并在各報中爭得頭籌。

  《文匯報》對事件的首度報道在3月2日,頭版(要聞版)刊出《臺省發生騷動臺北基隆等市一度混亂陳儀宣布三項處理辦法》。與其他報紙明顯不同的是,《文匯報》的消息來源注明是“本報訊”,并以大字標題刊出,頗易吸引讀者的注意;② 而且報道中點明事件并不局限在臺北,其他地區亦出現“混亂”,初顯《文匯報》對事件報道不同于其他媒體的特性。

  《中央日報》對“二二八”事件報道的時間最晚,3月3日在四版(國內新聞版)刊出《臺北紛擾漸趨平息》。《中央日報》報道的延后,顯然并不是因為其消息來源的困難,因為在當時情況下,《中央日報》不僅有官方消息來源渠道,而且其得到中央社發稿的優先權也勝過其他民營報紙,其報道的延后說明,作為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出于維護國民黨統治穩定的考慮,對于此類事件的報道一向較少,且處理較為謹慎。與其他報紙報道的著眼點在事件的“發生”相比較,《中央日報》報道的著眼點在事件的“平息”,且“紛擾”字樣的運用,在對臺灣局勢的定性上也較他報為輕,鮮明地表現出官方立場。

  “二二八”事件因突發性偶然事件而起,但隨后因為種種因素的作用,事件的波及面和影響面在不斷擴大。不過,在事件初起時,臺灣國民黨當局的態度較為緩和,同意將相關責任人交由司法審判,對死傷者予以撫恤,解除戒嚴,被捕者交保釋放,組織處理委員會,處理有關事宜。因此,臺灣各地的情形雖如激流洶涌,但表面上似乎處在從紛亂到平靜的過程之中。與此相對應,此時大陸新聞媒體對事件的報道主要以敘述事實的中性報道為主。

  “二二八”事件發生后,《申報》與《文匯報》每日均有報道,《中央日報》除初始報道滯后外,亦基本每日均有報道,只有《大公報》從3月2日到4日無任何報道,反映出其對事件并不十分重視。除《文匯報》沿用“本報訊”的消息來源外,其余各報所發仍多為中央社稿,基本內容差別不大。在技術處理方面,《申報》和《文匯報》多發在要聞版,《大公報》和《中央日報》多發在國內新聞版,字體不大,不致引起讀者的特別關注。《申報》、《大公報》與《中央日報》所用的標題基本趨同,都突出了“臺北解嚴”、“恢復秩序”、“政府決心改善政治”的主題,由此讀者不難得出臺灣事件正在平息的印象。《中央日報》還在報道中特別凸顯了當局“以德報怨”,各界“擁護中央”的立場。只有《文匯報》在報道的標題處理上與各報明顯不同,強調了事件仍未平息,臺灣各地“續有紛擾”,“動亂未已”的事實。

  臺灣的短暫平靜并不說明局勢已得到根本的緩和。3月5日,臺北“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政治根本改革草案》,提出改革行政長官公署制度,任用本省人士,實施縣市長民選,撤銷專賣制度,取消經濟統制等項訴求。由于社會各方的參與,訴求的內容也在不斷增加,至7日已增至32條要求,并趨向政治化和激進化,如撤銷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的主張,被當局認為“不惟已逾政治改革要求之范圍,且其叛國陰謀已昭然若揭矣”[3]。其實,臺北處委會在6日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中已明確聲明:“我們的目標是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的口號是:“臺灣同胞團結起來,改進臺灣政治,中華民國萬歲,國民政府萬歲,蔣主席萬歲。”[4] 表明他們追求的目標是臺灣地方自治以及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并無意從根本上挑戰國民黨統治,但確已觸動國民黨的敏感神經和讓步底線。隨著臺灣民眾提出的要求不斷增多和提高,當局的態度也日趨強硬,認為“對于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5]。但因事發時國民政府在臺灣幾乎沒有派駐正規軍,軍事實力不足以應付如此大規模的事件,因此當局對“此次處理事變最感困難者,實緣兵力太薄”[6]。3月7日,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飛抵南京,向蔣介石報告事件處理情形,強調“奸黨”在事件中的作用,“可知其決非普通民眾運動可比,顯系有計劃、有組織的叛亂行為”,“應加懲治應無疑義”,要求加派部隊至臺。[7] 本來,國民黨長期獨家執政養成的思維習慣,根本容不得與其政治對立的行為,而當臺灣當局認為“共產黨及其外圍組織民主同盟分子為此次事件策動之要角”,“證之二十年來奸黨之避重就輕,聲東擊西之陰謀,實無容疑義”,更使國民黨中央神經緊張。[8] 其時蔣介石正在集全力進行對中共的軍事行動,而國民黨統治后方出現的經濟危機和學生運動已使其大傷腦筋,故不能容忍臺灣再出現有礙國民黨統治的政治變動。蔣因此決定派第二十一師由滬赴臺,進行軍事鎮壓,事件發展進程由此急轉直下,并因國民黨的過度反應而步入最后悲劇性的結局。

  雖然如此,大陸媒體的報道卻并未同步反映出臺灣情勢的惡化,顯見其消息來源的缺乏及政治敏感的不足。3月8日和9日, 各報對事件的報道仍以事態正在平息中為主題。8 日各報的報道集中在處理委員會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及其提出的各項要求(《中央日報》沒有報道),而且并未予以負面評論。9 日《申報》和《大公報》報道主題為《臺各地情形安定》、《臺北漸復常態》,給讀者的印象仍為事件已獲解決。但《中央日報》和《文匯報》當日的處理已有不同。《中央日報》刊出《中央決以寬大政策合理解決臺省事件》,雖然名以“寬大”,但已透露出國民黨決定解決事件的“玄機”。《文匯報》刊出《臺灣紛擾迄未平息嘉義軍民正激戰中臺北民眾游行示威》,明確點明了事件并未得到解決,而且局勢已發展為“軍民激戰”的狀況,表現出其政治敏感性。

  3月9日,國民黨軍隊在臺灣登陸,開始對參與事件的臺灣民眾進行武力鎮壓。10日,蔣介石在國民政府中樞紀念周發表演講,聲稱:“希臺省同胞深明大義,嚴守紀律,勿為奸黨所利用,勿為日人所竊笑,冥行盲動,害國自害,切望明順逆,辨利害,徹底覺悟,自動的取消非法組織,恢復地方秩序,俾臺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樂業,以完成新臺灣之建設”[9]。蔣的談話將事件定性為“奸黨利用”的“非法”行為,使此后各報對事件報道的風向丕然一變。

  3月10日,大陸新聞媒體對臺灣事件的報道明顯增加, 各報均在要聞版以大字標題處理,而且有了明顯的傾向性。10日,《中央日報》刊出4條報道,著重點在事件的“非法”性質,并將事件參與者定義為“武裝暴徒”,為國民黨的武力鎮壓制造借口,同時要求“臺人應恢復秩序,候中央合理解決”。《申報》和《大公報》分別刊出3條報道,主題亦突出了臺灣“騷亂未已”、 “釀成暴動”及事件中“暴徒”的“越軌行為”、“制造恐怖”等,語氣較前有明顯變化,但由于此前數日的報道多以事件已經或即將平息為基調,故10日報道在內容和基調上的急劇變化頗顯突兀。同時,當日若干報道中對于在臺“外省人”境遇的過分強調,不適當地張揚了事件中的省籍矛盾,實際上不利于化解矛盾,和平解決事件,并將對臺灣社會有長遠的影響。

  3月11日,是大陸新聞媒體對臺灣事件報道的最高峰。《申報》刊出6條報道,《大公報》和《中央日報》各刊出5條報道。各報均將蔣介石10日的講話作為頭條新聞處理,強調政府將對事件予以“寬大”處理并及早結束當下之非常狀況。其他報道在敘述事件進程的同時,進一步強調了事件的“非法”性質,同時告誡臺灣民眾應“遵紀守法”。不過有意思的是,當日《中央日報》對事件新聞的標題處理卻較《申報》和《大公報》略顯溫和,或許后兩報在經過前一階段的中性處理后,此時更需要表現與政府的“一致”。

  在10日和11日的報道中,《文匯報》的風格與各報有明顯區別。10日《文匯報》刊出4條報道,11日再刊出4條報道,用語較為中性,沒有追隨官方對事件的定性,未出現“非法”、“暴徒”等字樣,卻有希望“避免武力鎮壓”的表述,顯示出《文匯報》與當局的相異立場,而且此種相異在其后的報道中愈加顯著。

  國民黨軍隊在臺灣登陸后,由于有軍隊為后盾,臺灣行政長官公署重新宣布實行戒嚴,下令解散各地處理委員會及一切“非法組織”,在全臺“清查戶口,辦理連保,徹底肅奸”,重新控制了局勢。雖然蔣介石有令“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對參與事變的人員,“除共黨煽惑暴動者外,一律從寬免究”。[10] 但是實際上,由于種種原因,傷害無辜的情況很難避免,致“任意槍殺無辜民眾,捕殺地方公正士紳及教授、學生,全臺陷于恐怖狀態,徒足增加民眾仇恨心理”[11]。國民黨以武力鎮壓換得了臺灣局勢的暫時平靜,但同時也給臺灣社會留下了長久難以彌合的深重創傷。

  3月12日以后,由于臺灣形勢逐漸趨于平靜, 大陸媒體對事件的報道也不斷降溫,又恢復為事件初起時每日1至2篇報道,小字號處理,放在要聞版或國內新聞版。報道內容除了強調臺灣形勢已經基本穩定以外,以對自3月17 日起赴臺“宣慰”的國防部長白崇禧的有關活動的報道為最多,幾乎每日均有,而對國民黨軍隊在臺灣的鎮壓行動,對臺灣民眾此時的經歷與心情,對臺灣社會的有關情況,幾全無報道,于此可見,當時大陸民眾從傳媒報道中對臺灣事件的了解是極為有限的。

  此時,只有《文匯報》還在反映臺灣尚未完全安定的事實,如12日報道《臺南戒嚴嘉義等地情況不明》,13日報道《臺灣鄉間仍在民眾控制下》,27日報道《臺省軍憲進行清鄉》。由于消息來源渠道的限制,以及政府的新聞封鎖和檢查,《文匯報》對國民黨軍隊在臺灣的鎮壓行動只能通過曲折的方式,予以有限的報道,20日刊出的《臺南市副議長葉青木遭槍決》和26日刊出的《嘉義變亂首要十一人已槍決》,是各報僅見之關于事件遇難者的報道。在事件初起時,《文匯報》與其他各報對事件的報道雖有差別但并不是很大,而在事件遭鎮壓過程中及被鎮壓之后,《文匯報》卻顯出與其他各報的很大差別,表現為幾乎不提國民黨當局對事件的定性,而著重報道臺灣的不安定與事件被武力鎮壓的情況。由于《文匯報》的左派背景,更由于《文匯報》內部就有不少中共地下黨員擔任負責工作,《文匯報》采取與各報相異的立場是完全可以預期的,因為中共此時已經明確表態支持臺灣民眾反對國民黨統治的行動,稱其為“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表示“你們的斗爭,就是我們的斗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斗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12]。

  除了每日新聞對臺灣事件的即時報道之外,事件發生期間各報還以通訊的方式,進行綜合報道。此類綜合報道以各報記者報道或綜述的方式發表,雖較新聞報道的時效性為差,但卻更能反映出媒體的態度與立場。

  《文匯報》的通訊與綜述報道在各報中最多。3月1日,《文匯報》刊出胡天發自臺北的通訊《春天到了臺灣百病齊發》,其中寫到:“臺灣人民,此刻是在無望的水深火熱中,‘祖國啊!祖國!’多少熱誠有為的臺灣青年們,是在這樣日夜呼號著,臺灣當局,中央當局的袞袞諸公呀,你們為什么盡在充耳不聞,不拿出點實在的辦法來呢?”雖然這則通訊寫在事件發生前,但卻預示著事件發生之必然,而且其刊發時間也頗具預示意義。事件發生后,《文匯報》在3月4日刊出火大的《臺灣動亂真相》,揭示事件發生的原因,將之歸因于臺胞的憤懣、米價的高漲、經濟的統制和內戰的影響。同日和次日刊出鳳炎的《臺灣最近物價的漲風》和揚風的《臺灣歸來》(連載),也是對于事件發生緣由的解讀,其中寫到:“假使再不設法對臺灣整個的行政設施作通盤的改變檢討,這積壓在臺灣民眾心里深沉的恨,會像火山一樣的爆發,到那時,會弄得整個的局面難于收拾。”國民黨軍隊開始鎮壓行動后,《文匯報》在3月13日刊出王坪的《臺灣事件內幕》, 以訪問剛從臺灣回滬的“中興輪”乘客的方式,質疑國民黨所言的事件性質,認為這“哪里像是有‘奸黨’操縱的政治暴動呢?”19日刊出記者的《臺灣十小時》,敘述滬上臺胞慰問團赴臺慰問受阻的經過,將其時的臺北描述為“完全充滿戰時氣氛”,“無人敢在路上走”,“滿目凄涼,像一個死城”。23日刊出胡天的《臺灣的動亂》,敘述“軍隊由上海福州開到臺灣又成了恐怖世界——機槍聲步槍聲夾在照明彈的火光中此起彼落……”。28日刊出史鐵鷹的《大軍陸續渡海去恐怖籠罩著臺灣》,責難當局視“六百萬臺灣民眾都成了‘亂黨叛徒’”;“力量薄時說盡好話大軍到后做盡壞事”。由這些對于國民黨軍隊鎮壓行動負面的報道,即可知其基本政治傾向。

  《大公報》在3月17日刊出《臺灣事件綜合報告》,提及事件發生后, 因對外交通完全斷絕,真相如何一時還不能獲得親歷其境者的系統報道,而只能就臺灣廣播以及熟悉臺灣政情者提供的資料予以綜述,認為事件的發生表示出,“在政治上,臺胞對類似日本統治者所設總督府的行政長官公署特殊制度,極感不滿,而長官公署的行政效能以及政治作風,當然也與臺胞要求不無距離。在經濟上,工廠未能即時復工,失業問題不能解決,以及日本占領時期所搜刮的財富,光復后未能予以合理變更,臺胞不得其惠,當亦引為不滿”;“基于政治經濟種種方面因素,有組織的臺灣下層人民力量,遂發生了作用”。報告對國民黨當局指斥事件為“奸黨煽動”的說法提出質疑,提出“臺灣有無共黨分子,據記者多方調查的結果,最后還是得不到一個正確答案。……人言言殊,只能算他是未知數了”。此時,臺灣事件已由國民黨中央定性為“非法”,國民黨軍隊已在臺灣展開鎮壓行動,但《大公報》的報道仍比較客觀,基本上仍將事件的發生歸因于臺灣接收后當局的處置不當,因此提出“政府對臺灣事件的處理,非特別審慎不可,此事應以政治方法,謀致和平解決途徑,萬一大動干戈,臺灣問題進而擴大,就不堪設想了”。可是,《大公報》其后在23日和24日連載的《臺灣事件紀詳》,口氣卻完全不同,認為處理委員會“得寸進尺,更形猖獗,一般無知愚民,風起盲從”;“這種條件如果全部實行,試問臺灣是否還像中華民國的臺灣?本來此事的動機尚屬善良,無奈一般暴徒乘機搗亂,愈演愈烈,竟想解除軍隊武裝,可謂荒唐”。一般而言,《大公報》在事件期間的報道和評論大體持平和之論,惟只此篇報道口氣顯有不同,其間緣由尚待探究。

  《申報》在“二二八”事件基本結束后,于3月31日和4月1日連載湃崖的《臺北事件雨過天青野心家渾水摸魚始末記》的綜合報道,認為國民黨在臺灣接收后的諸項處置無甚錯誤,工廠復工,秩序安定;指責處理委員會及事件參與者“動機不良”,“公開煽動民眾反叛,唯恐天下不亂,以遂其渾水摸魚目的”;其成員“泰半為毫無國家觀念,不懂國家法律,坐井觀天,盲從附和之輩”;“鼓動風潮,非法組織”,“要求更苛繁而無理”,“都是叛國的意圖”;“名為要求改革政治,但事實都是想爭取官位”等等。對于事件的解決,報道形容為,“數日來彌漫整個臺灣之氣氛,逐漸煙消云散,重見天日”;“一切如舊了,秩序安全”;“行人擁擠,無不喜形于色”。《申報》在臺灣事件發生后的全過程中,基本上只報道新聞而甚少評論,用語亦無特別過當之處。惟此篇報道對于國民黨對事件的處置完全站在擁戴立場,對事件參與者之指斥,對國民黨鎮壓之贊同,較《中央日報》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或許反映出《申報》自被接收之后被國民黨勢力所全面滲透之現實。

  《中央日報》在“二二八”事件的全過程中,只有新聞報道,未發表任何評論,因此,其在11日刊出本報資料室的《追記臺灣事件》,其中言論可視為《中央日報》對事件的評論,并代表了官方的立場觀點。該文稱:“臺胞從反對專賣而暴動,由暴動而提出自治的要求,雖然一切方式均不合理,但政府已決意采取寬大政策,接受臺胞建議”;但“政府對此一不幸事件容讓再三,而臺灣人民社團卻得寸進尺,顯系受日寇爪牙與異黨的鼓動,本來是單純無目的的群眾憤怒,現在卻變成了有背景的政治行動。固然臺胞無辜犧牲值得同情,但千百遠道而往、服務臺省的內地同胞其遭遇豈不可憫”。除了對“異黨鼓動”的指責之外,報道還特別強調了事件中的省籍矛盾及對公務機關的沖擊,以此為國民黨軍隊的鎮壓行動提供合理性解釋,因為“外省同胞商店住宅均被搗毀,財產什物均被付之一炬,男女老幼均無法幸免掊擊,死傷載道。而群眾鳴鑼擊鼓沖向長官公署,戒備軍警不得不自衛開槍,臺胞遂亦有死傷”。此等說法實際掩蓋了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也不足以解釋全副武裝的國民黨軍隊對多數并無武力之民眾的全面鎮壓之舉,而且對省籍矛盾的強調,既不完全符合事實,也不利于國民黨在臺灣的長久統治。報道最后稱:“固然政府失當的措施可以要求改善,但民族的理智不可喪失,……臺胞必須認清‘二二八’事件,全國同胞均應認清‘二二八’事件,政府的寬大政策是無可非議的。”作為國民黨的輿論喉舌,《中央日報》當然只能有這樣的報道和立場,不過這樣的報道在相當程度上遮蔽了事實的真相,未必有利于國民黨得出對事件的正確認識,并采取適當的應對之方。

  綜合而論,關于“二二八”事件,各報的報道基本上刊登在3月份。 就報道數量而言,以《文匯報》刊出消息數量最多為42條,其次為《申報》39條,再次為《中央日報》37條,《大公報》最少為33條,但數量差別并不很大;③ 就報道頻率而言,《申報》報道頻率最高,3月份除19、29、30日之外,每天均有報道,其次為《文匯報》,除1、21、29、31日之外均有報道,再次為《大公報》,在23天中有報道,最少者為《中央日報》,在22天中有報道;就報道內容和技術處理而言,除《文匯報》多以“本報訊”的方式報道外,各報多引用中央社發稿,技術處理亦無太大差別,只是《文匯報》的標題處理明顯不同于其他各報;在政治立場層面,《中央日報》在事件初起時報道的滯后,以及《文匯報》在事件被鎮壓后報道的質疑,明顯表現出兩報的政治差別。

  二、關于“二二八”事件的新聞評論

  以社評為代表的新聞評論,反映出新聞媒體對新聞事件的態度和立場,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媒體的水準和社會認同度,一向為各大媒體的處理重點。當時各大報每天均在要聞版有社評,對重要新聞事件發表評論,對于“二二八”事件這樣震動臺灣的大事件,各報當然也不乏評論,其中以《文匯報》的評論最多(貫穿于事件的全過程),言辭最直率,對事件的討論也最為深入。

  3月5日,《文匯報》發表社評《臺灣大慘案的教訓》,這是各報關于臺灣事件最早的一篇評論。文章將事件起因歸結為“長官公署實行種種統制虐政,處處與民爭利,致物價高漲,失業增多,臺胞多不聊生。‘二二八’事件,實為臺省民眾對于當局不滿之總爆發”。此種歸納實際是當時多數輿論的共同看法,而且早在一年前,即在當局的內部報告中被認可。④ 社評提出:“臺灣是中國的一環,全國性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在臺灣固是不能避免的;但如果是一個比較賢明的地方當局,則危機或許可以和緩一些,現在臺灣的統治當局,反變本加厲,要想徹底地貫徹專制統治的政策,要想以屠殺來鎮壓民眾的不滿情緒,其后果究竟如何呢?”強調臺灣危機是全國危機的組成部分,進而批評國民黨的內戰政策,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是《文匯報》對臺灣事件評論的基調之一。因此,《文匯報》有關臺灣事件的評論,自始即與其他各報顯出差別,除了評論臺灣事件本身的方方面面之外,并不局限于就事論事,更著重于由事件而引申到其他方面,全面批評執政的國民黨的各項政策,彰顯出《文匯報》在中共的政治影響和組織運作下,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強烈左派色彩。

  3月11日,在國民黨軍隊開始登陸鎮壓臺灣民眾之后, 《文匯報》發表社評《趕快解決臺灣事件》,認為:“當人民表示對一個政權不滿和憤恨厭棄的時候,武力鎮壓似乎從來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恰恰相反,越是用武力鎮壓,越是容易引起人民更深刻更普遍的仇恨。”“高壓恐怖政策不僅不能平復臺灣的人心,反而將使臺灣的動亂更趨混亂化、嚴重化,因為這個孤懸海外的島嶼,外有日人的挑撥離間,內有復雜的民族問題;稍一不慎,便將無法收拾。”社評認為,“政府要趕緊拿出根本解決的辦法來”,首先改變“維持威信第一,人民利益第二”的作風,“因為任何一個政府的威信應該建基于人民的擁護之上,沒有人民的擁護,威信是無法真正樹立起來的,用刺刀尖支持著的威信絕難維持于永久”。社評要求“正視臺灣同胞的利益,使臺灣同胞的要求能夠獲得相當的滿足,只有這樣,才能便利問題的解決”。在事件已經被國民黨認定為“非法”的情況下,社評仍然強調說,“臺胞所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中,除掉蔣主席所指出的少數幾條外,大部分應該是都可以接受的”,因此“臺灣事件的解決,我們希望,要趕快,要和平,要從根本上想辦法,千萬不能拖,不能用武力高壓,不能枝枝節節懷柔應付。”16日,《文匯報》又發表社評《臺灣問題的癥結》,反對國民黨所謂事件是“奸黨陰謀”的說法,認為“拋開了問題的真正癥結,而另找莫須有的‘政治作用’。憑此診斷下藥,如何能對癥呢?”而且臺胞“這種憤怒的情緒決非‘政治作用’所能煽動得起的。縱有如何暴烈的火種,假使落在濕的柴草上,決不會引起火災的。”社評特別提出:“今天臺胞決無‘人心思日’的心理。他們的憤怒決不會含有半點背棄祖國的成分。他們僅僅痛恨貪官污吏,但仍熱愛著祖國。所以他們提出了實行自治的合理要求。”“我們希望政府和國內同胞都親切地體會出臺胞今日的處境與心境,探索出臺灣問題的真正癥結,予以同情的合理的解決。”很顯然,《文匯報》社評的調子與國民黨官方的說法有明顯的不同,基本上站在對國民黨的批評立場,認同中共對事件為反對國民黨統治、爭取臺灣民主自治的定位。

  《文匯報》除了每日社評之外,還在要聞版每周刊有數次《編者的話》,就當日主要新聞事件進行簡單點評。因為是《編者的話》,不似社評那般正式,形式也較為靈活,因此,《編者的話》言論往往更為尖銳潑辣,矛頭常直指當局之無理作為,對臺灣事件的評論同樣如此。3月3日,《文匯報》在《編者的話》中首次談到臺灣事件,認為“無論這事件的起因如何,對于甫回祖國懷抱的臺省同胞,用這樣高壓的手段來對付,甚至發生流血慘劇,這實在太沒有人性,太不顧國家的利害與人民的死活了!”6日《編者的話》提出:“我們除希望政府對此次慘案速加徹查,對種種不合理的統制火速廢除外,同時也不能不要求臺胞把激昂的感情稍稍冷靜些。我們相信臺胞對祖國是始終愛護的,必能認清政府并不就是國家;因此,盡管反對當局的種種虐政,而凡足以引起離心印象的任何舉動,必須竭力避免。……不論在形式上和精神上,臺省都應與內地呼吸相通,打成一片,且勿因目前政治的腐敗惡劣,就矯枉過正,因噎廢食,精神上和內地隔離起來。”這是事件期間,《文匯報》唯一一篇對臺灣民眾的行動有所告誡的言論。隨著事態的發展,此后《文匯報》再也沒有發表過相似言論。國民黨軍隊開始鎮壓行動后,《文匯報》在10日《編者的話》中認為,“愈高壓,恐怕更把火種擴大蔓延起來;假使事態真演變到反對中央甚至逼到他們對祖國發生離心的情緒,那不僅決非政府的愿望,而且將成為國家的大悲劇了。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千萬勿在此時增兵臺省,以刺激人民的情緒;最迫切的,是安定空氣,搶救人心。”此后,《文匯報》在《編者的話》中,多次公開而強烈地反對國民黨軍隊的鎮壓行動。13日《編者的話》批評臺灣當局,“因為有軍隊開到了,肆意對臺胞報復”。15日《編者的話》呼吁“應該趕快制止種種殘酷的‘報復’行動”。26日《編者的話》,“希望政府趕緊停止大規模‘殺、捉’的政策,把感情平抑下來,把頭腦冷靜下來,以不咎既往的態度好好處理臺局的善后。”在當時臺灣鎮壓的恐怖氣氛中,在社會各界對臺灣真實現狀缺乏深入了解、各報也極少報道國民黨軍隊鎮壓真相的情況下,《文匯報》能夠不避風險,頂著被告誡甚或停刊的壓力,對國民黨軍隊的鎮壓行動提出直率的批評,對臺灣同胞予以深切的關懷,確為難能可貴。

  《文匯報》就臺灣事件批評國民黨較為嚴厲的一篇文章,是發表在3月11 日并容的《臺灣事件的前因后果》,其中不僅嚴厲批評國民黨對接收臺灣和處置臺灣事件的不當,認為臺灣同胞“回到祖國那種感情是值得珍貴的,可是,當臺灣人民準備以最大的熱誠要和政府合作時,政府給他們的卻是一大桶冷水!”“除了很少的例外,接收機關的人員幾乎無一個不貪污”;提出“人民在他能夠容忍的限度內生活,一旦超出了限度,剝奪了他們的生存權利時,任何馴良的人民也會站起來反抗的”;文章還直截了當地點出,“中國四大家的資本也開始侵入并且占據了相當的地盤”,“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概念于此呼之欲出,反映出《文匯報》的言論正在直擊國民黨統治的核心利益,沖擊著國民黨統治所可忍受的底線,于此亦可知,兩個月之后,《文匯報》因其對學潮的報道而被強令停刊并非偶然。

  一向被譽為中國民間輿論風向標的《大公報》,對于“二二八”事件的報道,無論就量與質而言,并不十分出色,似不足以體現其向來之輿論龍頭地位。但是,《大公報》關于臺灣事件的社評,全部發表在國民黨軍隊開始鎮壓之后,其大體持平之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大公報》不同于國民黨官方輿論的特立獨行立場。3月11日,《大公報》發表對事件的首篇社評《論臺灣事件善后》,認為“專以武力鎮壓,只能增加糾紛,以至政局更混亂,更不可收拾。縱令鎮壓暫時奏效,然而卻絕對不能解決問題。所以地方當局要采取的緊急措置,應當審慎周詳,切勿鹵莽滅裂。”這樣的調子明顯有異于國民黨此時的鎮壓舉措。社評認為,“這一年中,臺灣人民對于一切政治措施以及經濟統制,其心理已由失望而趨于絕望,民怨沸騰,人心煩悶,故偶有機緣,一觸即發,星星之火,遂致燎原。”社評特別反對國民黨官方稱臺灣民眾是“自外生成”或“陰謀叛國”的貶詞,社評寫道:“試想前年十月,無數臺胞,不分男女老幼,趕往基隆,流著眼淚歡迎國軍,飯館酒店免費招待,家家戶戶放鞭炮,祭祖宗,人人爭習國語,那是何等可歌可泣的情景。時光如駛,剛剛一年有半,而人心離析渙散至此。這其間自必有許多事大傷了臺胞的心。”關于如何解決此次事件,社評提出:“臺灣問題的根本解決,須訴諸常識,須訴諸負責當局的反省。簡括說來,其關鍵所在,為刷新行政,一洗官僚作風,盡速依憲政常軌實行省自治,當局對人民要少做宣傳,多給自由;同時,祛除統制剝削的一套辦法,切實改善臺灣人的生活。這是穩定臺灣收拾人心的最低限度的緊急措施。”

  3月14日,《大公報》發表社評《再論臺灣事件》, 呼吁“政府不要用武力彈壓”,“解決之道,必須釜底抽薪,不可火上加油”;認為“復雜問題要用簡單原則去解決,就是說,大多數人民是純潔的,絕不至攜貳。假使不這樣截然區別,而以六百五十萬人民為‘背叛’,那問題就太大也太危險了”。在當時臺灣鎮壓的一派肅殺氣氛中,《大公報》能有如此言論亦屬不易。社評提出,“用兵不妥,派大員調查也有點迂遠。為今之計,應在事實上證明寬大,可允許者迅速宣布,不可延宕招致疑慮。”社評對臺灣民眾在事件中的舉動也提出告誡,認為“臺胞這次劇烈舉動,也不是無可疵議的。……此次激發民變,責在政府。故在基本觀點上,我們寄予同情;問題只是:感情的野馬,應該勒回一點。看在同胞面上,也為了不使臺灣地方糜爛,最好能回復正常理智,停止沖突,謀取和平解決的途徑”;“總而言之,政府切勿用兵,臺胞也應停止行動,一場吵架,可在言談中了之。”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此篇社評對國民黨當局與臺灣民眾均有所批評和建議,似乎在兩者間維持著某種平衡,但在當時政府為強勢一方,全副武裝的有組織軍隊鎮壓缺乏組織赤手空拳的民眾的情況下,這樣的言論仍有其阻止鎮壓的積極意義。

  3月24日,《大公報》就臺灣事件發表第三篇社評《為臺灣善后進一言》,告誡政府當局,對于“看不見的人心向背,最宜注意。政府收拾局面之初,已不得已而用了兵。最近又封閉報館,檢查新聞,言論取締之嚴,冠于全國”;提出“今天臺灣迫切需要的是寬大”,認為在事件后被捕的人物,“包括資本家,大商人,公務員及文化人。這種人對政府縱有不滿,有微詞,總不至于是‘奸徒’‘奸黨’”;而“如此緊張下去,人民必感恐怖。……最后弄到幫助政府的人也被捕或在逃”;要求“政府應示信,祛疑”;“對癥下藥,應該是在憲法范圍內,從速實現臺灣自治”。就上述社評而言,《大公報》對臺灣事件的評論和看法,雖然不及《文匯報》那般鮮明地反對國民黨軍隊的鎮壓行動,但基本上仍不失其相對于官方輿論的獨立性。

  值得注意的是,《大公報》對于事件的評論,還結合到中國面對的國際關系以及臺灣對中國的重要意義而有所討論。3月20日, 《大公報》刊出方秋葦的《臺灣善后問題》,提出:“臺灣不能亂,如果紛亂下去,對于國家對于臺灣,都是很危險的。現在同盟國對日和約尚未簽訂,臺灣在太平洋軍略上的重要地位,關系國家正感到興味。凡我國人凡我臺胞,不可不察!因此,我們希望臺灣事變應迅速善后,臺胞應愛護國家的大環境,勒著感情的野馬,與祖國人民同站一起看齊!否則問題紛亂了,不幸滲入了國際因素,臺灣的前程,那就不堪想像了!”如果我們聯系到其后國際形勢的發展對臺灣地位和海峽兩岸關系的影響,聯系到所謂“臺灣地位未定論”,聯系到美日對臺灣的各有所圖,我們就不能不認為,《大公報》的評論是有遠見的,體現出媒體人對新聞事件的特有敏感。

  作為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報紙,《申報》歷經戰時被日本劫奪、戰后被國民黨接收的兩次變故,言論早已不復當年之勇。“二二八”事件期間,《申報》只在6日發表過社評《關心臺北事件的善后》,提出“我們關懷這事件,實不愿春回大地快慰無限的臺灣人民,遭遇任何不幸的災難,或因一時的上下不和,而發生更沉重的變亂。在地方政府方面,尤不可濫用感情,應速謀善后,以定人心,以安社會。切勿為親者痛,仇者快!”認為“這次二二八慘案,自有由來。遠者,由于樸實寧靜的臺胞,不滿若干官吏的驕恣,貌恭而心不服;近者,由于少數臺胞不滿政府標售日產,恐自身發生居住之危,并認政府硬性的經濟統制和貿易管制,大有搤吭扼喉的威力,而部分臺胞的地方觀念濃厚,見解也有些偏頗,于是邪氣積蓄而生怨惡,星星之火,頓成燎原。這個現象非不可克服,臺胞歸心亦非難事,只要執政者廓然大公,慎用官吏,在施政技術隨時隨地撫慰臺胞,在經濟上保障臺胞平等權利,利之所在不交征,相信一切計劃都可行得通,自無任何的紛亂,即有之亦當能消彌于無形”。社評對事件起因的分析大體為持平之論,雖然也提及臺胞的“地方觀念”和“見解偏頗”,但其著重點仍在于批評當局處置失當,要求當局對臺胞的“撫慰”和“保障”,“總之,今天最重要的,我們在形式上固已收回了臺灣,尤其應該在實際上收回臺灣的民心!”《申報》社評對于臺灣事件的定位與分析,與《大公報》有相似之處,但不同的是,《大公報》在國民黨軍隊開始鎮壓之后仍屢有這樣的言論,而《申報》則緘口不言,再沒有社評論及臺灣問題,如此則其間高下立見。

  無論如何,《文匯報》、《大公報》和《申報》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的社評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臺灣風潮中的民聲。但如前所述,作為當時官聲的代表,《中央日報》在事件期間未發表社評。臺灣事件之發生,即便是在國民黨統治當局內部,亦或多或少對臺灣同胞的要求和外間輿論的評論有所體認(事件發生后當局對臺灣施政的“改革”舉措即說明如此),于此亦可知,《中央日報》由于其在報道與評論臺灣事件的真相與維護國民黨和政府統治地位的“威儀”與“面子”之間所處的尷尬地位,沒有發表評論也就完全是意中事了。

  三、相關報道與簡短結論

  除了新聞報道與評論之外,新聞媒體對于重大新聞事件的發生,一般還會有許多相關背景報道與資料的發表。但在“二二八”事件期間,除了《文匯報》之外,其他各報均無此等報道。

  相對于其他媒體,《文匯報》對于“二二八”事件的報道,可謂是全方位的,除了新聞報道與評論之外,還發表了不少相關背景報道。3月11日, 《文匯報》以半版篇幅,在《新聞窗》專欄發表3篇文章,介紹臺灣的地理情況, 同版漫畫《不能再咬了》,畫著一條青蟲正在啃噬臺灣,寓意為國民黨當局在接收后對臺灣的壓榨。15日刊文介紹臺灣高山族情況,20日刊文介紹臺灣經濟情況,27日刊出資料《臺灣勞動訓導營》,批評國民黨以訓導“流氓分子”為由,實際上“吞噬了無數人民的生命,剝蝕了無數人民的靈魂,劫掠了無數人民的青春”,“撲滅一切進步的新生的力量”。

  《文匯報》除了自己采寫編發的新聞與評論外,還以刊登讀者來信和座談的方式,反映社會人士對臺灣事件的看法。3月12日刊出讀者來信,“痛切呼吁萬勿增兵臺省”,“勿再刺激人民情緒”,同時配發金易的評論,“希望政府順應民情,迅速改善不良措施”。16日至18日,在《星期談座》欄目中,以一個整版兩個半版的篇幅,以《臺灣——一頁傷心史》為題,刊出3月13 日上海臺胞關于臺灣事件舉行的星期座談會的發言概要。發言者共同強調臺灣人民對祖國的感情,批評國民黨和政府對臺灣接收和事件處置的失當。李偉光認為,對臺胞“排外與親日”的看法“完全是無恥的含血噴人的誣蔑,是想遮蓋起事情真相的陰謀”;批評政府在臺灣“只享權利不盡義務”,缺少誠,沒有愛,到處招引怨恨。葉云認為,“臺灣同胞對于回歸祖國的熱切盼望是不容抹殺的”,“說此次慘案是親日及排外的思想作祟,那純然是誣蔑”;“官方的發言都一口咬定這是少數不良分子或者說是共產黨的煽動,這全部是自己推卸責任的說法”;“臺灣的人民也是中國國民的一分子,而不是敵人!他們所需要的就是誠與愛!”徐子蓉說,“臺灣同胞對日人是憎恨,對中國同胞卻依舊歡迎,對中國還有熱愛,只是因不滿于腐敗無能的政治而爆發出憤怒,這也證明了決不是親日思想或排外思想在作祟。”龍新說,事件中民眾的參與“并不是出于某方面的利用,或是不良分子的煽動,而決然是由于他們愛臺灣愛祖國的愿望,因而產生了急于改革臺灣的要求”;“他們的參加絕對是為了自己的前途,為了臺灣的前途,更是為了中國的將來。”辛鶯認為,“臺灣問題,也就是整個中國問題的一部分”,“當整個腐敗的制度沒有革新之前,臺灣不可能建設的特別好,它不可能跳出反動者的魔掌”。發言者言辭之直率與尖銳,可謂事件中絕無僅有,也反映出《文匯報》對事件報道處理的大膽潑辣。

  綜觀以上述四家報紙為代表的大陸新聞媒體對于“二二八”事件的報道和評論,可以得出幾點簡短的結論:

  一、“二二八”事件發生后,大陸新聞媒體的報道貫穿了事件的全過程,大體可使讀者了解事件的基本經過,反映出新聞報道的基本特性,但如果就此次事件對臺灣的影響和震撼而言,大陸媒體的報道量仍有不足,反映出大陸媒體仍以地方新聞處理此次事件,事件的長遠影響力當時尚未彰顯。

  二、大陸新聞媒體對事件的報道,大體呈現出前重后輕的特點,即對事件前期過程的報道較對事件后期過程的報道更為全面客觀,反映出國民黨軍隊開始鎮壓后,媒體報道由于種種主客觀原因而致之局限性,也使讀者對事件過程的了解,尤其是對國民黨軍隊鎮壓情況的了解,存有許多未知的空白。

  三、大陸新聞媒體對事件的分析評論,尤其是對事件起因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反映出媒體在當局的新聞管制下仍能保持一定的客觀立場。但國民黨軍隊開始鎮壓后,媒體的表現不一,多數媒體對鎮壓緘口不言,反映出政治對媒體仍有相當的壓力。

  四、大陸新聞媒體對事件的報道立場顯有分野。《申報》、《大公報》與《文匯報》的報道和評論,或多或少對國民黨和政府持批評立場,大體可謂民聲的代表,但《大公報》言論持平,《申報》可稱中間偏右,《文匯報》則表現出鮮明的左派色彩。《中央日報》基本站在維護國民黨統治的立場,可謂官聲的代表,惟其只有報道,未有評論,影響并不大。就民聲而言,《大公報》對于事件的報道和評論,雖仍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其獨立特性,但較其過往在輿論界之影響,并無特別出彩之處。惟有《文匯報》,對于事件盡其可能予以全方位報道和深入的評論。雖然《文匯報》發表的具有強烈批評色彩的報道和評論,是因為其站在與國民黨對立的政治立場之所為,但《文匯報》對事件經過的全面報道與分析,尤其是在政治壓力下仍然對國民黨軍隊的鎮壓行為發出強烈的批評,可謂更逼近事實的真相,更具有新聞的固有價值,更堅守了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陸新聞媒體對“二二八”事件報道的全過程中,多數媒體都表現出對臺灣同胞的深切同情與關懷以及兩岸同胞的血脈親情,認為臺胞“愛護祖國”,“并認臺灣系祖國領土一部分”,相信臺胞盡管“對貪污暴政痛恨,但每一個人,對于愛護國家的信念決不會動搖的”。[13] 其實,這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政治傾向。

  作者簡介:汪朝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社會科學研究》2006年02期

  注釋:

  ① 關于“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論著甚多,本文不擬一一列舉,請參閱相關研究論著目錄索引。

  ② 《文匯報》采用“本報訊”的方式報道,未必說明其采用的完全是本報消息來源,而更在于說明其獨立的新聞立場。

  ③ 《大公報》刊登的消息數量較少,并不完全反映其對事件的新聞報道篇幅較他報為少,而更多可能是因為其在報道中分條情況較少,而在一條消息中處理的信息更多。

  ④ 1946年1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已經注意到臺胞民眾對政府“熱情漸轉冷淡,由熱烈歡迎而冷眼旁觀”,原因即在于官吏任用非人,物價高企,經濟統制等等(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年,552—556頁)。

  參考文獻:

  [1]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后五年省情:上[M].南京出版社,1989.162.

  [2][3][8][11]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后五年省情:下[M].640,628,608、620,592.

  [4] “二二八”事件處理會告全國同胞書[N].文匯報,1947—03—08(1).

  [5][7] 賴澤涵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M].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201,204—207.

  [6] 陳儀致徐學禹,1947年3月8日[J].民國檔案,1992,(1):56.

  [9]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下)[Z].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400—401.

  [10]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下)[Z].403;二二八臺灣事變及其他處理臺灣各案文件[Z].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存檔抄件.

  [12] 東北日報社編.中國巨大變化的一年[M].佳木斯:東北書店,1947. 261—265.

  [13] 臺胞均愿效力祖國不幸事件應早解決[N].申報,1947—03—11(1);編者的話[N].文匯報,1947—03—13(1).

「 支持紅色網站!」

紅歌會網 SZHGH.COM

感謝您的支持與鼓勵!
您的打賞將用于紅歌會網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傳播正能量,促進公平正義!


相關文章
比利亚雷亚尔VS巴伦西亚